张岱年：国学大师 让智慧之花灿烂
王如
西方哲学一词，本来就由热爱智慧演变而来，如果说哲学是关于人类智慧的学问，那么先生就是一颗闪耀在智慧银河中的璀璨星座，他让智慧之花更加灿烂。
我的导师哽咽着告诉我“张岱年先生去了”时，我无法相信。
作为曾亲聆先生教诲的学子，我不会忘记拜见先生时的情景，也不会忘记临别时，他指着桌上摊开的书信，对我说：“我老了，不能授课了，也不能写文章，感到很惭愧……”生老病死，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先生95岁高龄之时，却以不能授课、不能著述而自憾自责，怎能不令吾辈感慨敬佩。
1909年，张岱年先生出生在北京辟才胡同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家学渊源使他自幼就受到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大学时期，他大量研读了罗素、摩尔等西方哲学家的英文原著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哲学译作。1933年，24岁的先生受聘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作为一介书生，他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更加潜心钻研中国传统哲学。1936年，历时两年、长达50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完稿。
先生自己坦言：“我写了很多书，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那本《中国哲学大纲》”然而，就是《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民族危难中写就的哲学力作，命运多舛，成稿后几经波折，直到1982年才得以署上张岱年的真名。而这一年，距先生1936年完成此书，已过了46年。尽管如此，从未听先生有过半句怨言，这也体现了先生一贯尊崇的精神，那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先生认为：国学中最具智慧的是先秦诸子，最经典的国学精神，就是《易传》中的“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它们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也是先生一生追求不息的自身品格的一种写照。先生认为，“厚德载物”的实质是一种宽容的态度，而“自强不息”则是一种对生命的体会。正是这种宽容的态度和坚强的意志，使先生战胜了各种坎坷磨难，不仅在知识上和智慧上，而且在人格上和品德上，成就为一代国学大师。
先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可谓历经磨难。但他并没有因个人遭受的大厄大辱而结怨于党。先生自己这样道来：“通过对百年中国近代史的考察，我还是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先生是公认的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近一个世纪来，他以扎实的唯物论根基和学术之锐气及科学之方法，建立了自己具有综合性的哲学体系，堪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最有威望和成就的大师。他揭示出中国哲学的许多重要特点：即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体用统一”，宇宙观是“天人合一”，方法论是“真善同一”，理想与生活的关系上是“知行一致”，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探索出一条创新之路，又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架模式。
季羡林先生这样评价先生：“独对先生的为人，则心仪已久。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决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
提到先生的贡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如是总结：“先生既是一位有自己哲学思想的哲学家，也是一位有独特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中国哲学史家。长期以来，他不仅创作了大批优秀哲学著作；而且在培育人才方面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观其一生求真求善之崇高境界和永不言退之学术锐气，则是语言难以表述的。”
但先生始终非常谦虚，他曾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研究得更少。要说有点成就那也是我勤于思考和多看书的结果。”
先生虽贵为“国宝”，是北大的重点照顾对象，然而接触过他的人，没有不被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感动。先生治学虽忙，但对同事及学界友人，无论校内还是校外，一向竭诚相助。
而对学生，不仅学习上循循善诱、严格要求，生活上更是问寒问暖、慷慨相助。一位学生不幸病故，考虑到这位学生的父母无人照料、生活必定困难，先生便不声不响将自己工资的一部分寄往远在他乡的丧子的父母……
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刘鄂培教授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动情地写道：“在一个能容纳100多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其中有北大的研究生、本科生、留学生，还有北大、清华及人大的教师。偌大一个教室，无扩音设备，连续讲授两个小时，即使是年轻教师也会感到吃力，何况岱年师已过七旬，还患有心痛病，不时发作。岱年师登上讲坛，服一次药，讲十来分钟；再服药，再继续讲……在座者无不为先生精彩的讲课和坚韧的毅力所折服。课毕，全体起立，报以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先生之志，青云不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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