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震
蒋方震(1882.10.13—1938.11.4)，名方震，字百里，又号澹宁，浙江海宁人，国民党追赠陆军上将(1938)，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理论家。他致力于救亡图存，努力介绍世界新思潮，国民政府谓之为近代卓越的政治思想家，他精研兵法，著力介绍国防新知识，著述宏富，赢得“兵学泰斗”之誉而驰名于世。
1882年10月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大族之家。他的祖父光煦是个著名的藏书家，刊印有《别下斋丛书》和《涉间梓旧》问世。父亲学阆生来左臂残缺，动作比较迟钝，自幼受家庭歧视，忿而弃家出走，途遇一位行医的父执带回海盐家中，授以岐黄之术以继承医业。母亲杨氏，是个知书识字的女人。1885年，百里呀呀学语时，母亲便授其方块字，随后年龄稍长，又绐他讲述《封神榜》、《西游记》的故事。他听得眉飞色舞，有时溜到镇上小馆里，爬在茶馆喝茶的桌上，大声讲述姜子牙登台拜将，孙行者大闹天宫，讲到情节紧张处，倏地把小圆眼一瞪，小辫子一抖，茶博士和茶客们部被逗得哄堂大笑。有时，他召集一班小儿编为两队人马，演习行军对阵，自己俨然是个发号施令的大将军。
1894年，百里的父亲病逝于海盐，家中生活无谋，母亲乃叫他回硖石，奔走请求于族人之门，得伯叔们公议，集田三十亩，母子依为衣食。其时，蒋氏家塾开课，百里时时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先生爱他聪慧，又知他家境清寒，便对杨太夫人说，愿领百里读书，不收束俸。从此百里就随勤叔读书。
1898年，十七岁的百里考中了秀才，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继续应考，便在伊桥镇孙姓亲戚家中教书，并订袁花查氏为亲。因百里后来留学日本，查氏等了十二年才与百里完婚。一天他到桐乡县探访一位同族塾师，在那人家翻到桐乡县令方雨亭所拟的“观风卷”(新官上任，考试属下学子的卷子，以测验当地的学风)，便把上面的题目抄下来，带回伊桥镇，写好了文章，如期送往桐乡县衙门交卷。
百里的文章受到方县令的极大赏识，考取了超等第一名。方立即派员调查这位考生的住址，请他到桐乡相见。这件事情很快轰动了硖石、伊桥两镇，人人都知道海宁出了一位天才横溢的神童。
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时，方知他做教师只是因为家承亲老的缘故，乃勉励说：“天才不可埋没，应求实学以成大器。”不久，他被方县令带到杭州，介绍到求是书院求学。在书院的一切费用，也都是由方县令供给。后来，方调任丽水，对百里的学习仍然很关心，每次进省城都要到书院看望，送给他一些书籍和零用钱。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帝后出奔西安。此事在求是书院中发生反响，不少学生偷阅违禁书刊，并秘密组织“励志社”，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先生私下告诫他说：“你对政治的不平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可落痕迹，最忌开诸笔墨。”是年冬，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事泄被害。百里激于义愤，作了一首悼唐的诗，被书院总理陆懋勋拟予以除名处分。后来，由于得到林太守和方县令的合力资助，离开书院到东京求学。
1901年，百里进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留学，后升入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那时候，东京是中国两大政治派别互相角逐的大舞台，一方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另一方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双方各发行自己的刊物，前者为鼓吹君主立宪的《清议报》，后者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民报》。百里以化名向《民报》投寄论文，但未加入任何一派。
此时，浙江留日学生包括习文习武共三十五人，在百里建议下组织了旅日留学生同乡会，并发行刊物——《浙江潮》。百里自任主编，在刊物上发表了提倡民族民主革命的长篇论文，以博古论今的笔调，从十八世纪的西方革命运动谈到中国近代史，连载数期。《浙江潮》问世后，各省留学生纷纷彷效，湖北学生有《汉声》、江苏学生有《江苏》、湖南学生有《游学汇编》等等。
留日学生每年举行一次全体大会，选举主持会务的干事。1902年底举行大会时，干事曹汝霖、章宗祥报告一年来的会务经过，有人提出质问：“卖国贼蔡钧(清朝驻日公使)驱逐吴稚晖(留日学生)回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接著又有一人上台大喊：“请注意，曹汝霖就是留学界的一名奸细！”曹却矢口否认，并解释得头头是道，使大家无以追究。但当改选干事时，百里突然上台发言，力陈曹汝霖是蔡公使的“第五纵队”，使其无以辩驳。
百里与同期同学蔡锷两人年岁相同，弃文习武的动机相同，因此一见面便成为志同道合之友。当时在士官第三期就读的还有李烈钧、张澜(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许崇智、蒋尊？等。百里与蔡锷、张孝准三人都因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在留学生中有“中国三杰”之称。百里与蒋尊簋同为浙江人，被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
1905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时，日本明治天皇亲自参加，颁发给百里指挥刀等奖品。天皇亲自赐刀，日本人历来引以为荣，此次为中国留学生所得，他们不免耿耿于怀。所以，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度夺得锦标。
毕业后，他以少尉资格在联队服务，曾入经济学校实习后方勤务。士官学校自第四期开始，中国学生入学者更多，单是百里求是书院的老同学就有十余人。因此，他与投考生商办了一所临时预备班，每星期日用半天时间给考生们讲解入学须知和日军编制法、动员法、军人教育、排连营团长的职守等。
1906年，百里由日本回国，在南苑禁卫军中任管带。不久，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处充幕僚，又把他推荐给赵，与此同时，浙抚张曾扬也委他为浙军标统(即团长)，相约前往。百里当时认为日俄两国，将为中国之最大敌人，而俄国之侵略野心尤甚于日本，最足以发生战争地点也将是东三省。因此筹划东三省的国防建设，实为最切耍之急务。所以，他毅然辞却浙抚的委任而驰赴东北。
到达东北后，他将自己对东三省国防建设的意见贡献于赵总督。总督极为赏识，乃破格用人，畀以督练公所总参议的职务(等于总参谋长)，负东三省国防建设与军队训练之重任。其时，他的士官同学兰天蔚、张孝准，吴禄贞、宁调元、张绍曾、林摄等人均在东三省训练新军，大家意气相投，倾心于建设新的国防。
盛京的建军工作刚开始，新旧两军的矛盾就有如水火之不相容，其中露骨地反对建立新军的，为行伍出身的淮军羽长张勋和绿林受抚的巡防营统领张作霖。三个月后，陈仲恕得知张勋和张作霖都迁怒主持操练新军的百里，便劝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场，趁早到德国实习军事，以求深造。百里遂直接对赵说：“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当取法于上。当今之世，德国陆军最强，我希望有到德国实习陆军的机会。”他的希望立即得到赵的满足，是年底即南下由日本转道至德国，进德国陆军大学深造。举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是德军的最高统帅，曾特约百里交谈。在交谈中，他对百里的风度翩卸，识高学博，深为器重。在德军第七军充当实习连长期间，百里见识了著名军事学家《战略论》的作者伯卢麦将军。俩人交谈后，伯氏拍著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百里嗜书如命，好学不倦。赵尔巽汇来的钱，他大部分用以买书。由于爱好广，所购文史方面的书比军事方面的书更多。例如《哥德集》、《莎士比亚全集》、《席勒集》、但丁《神曲》等，又好旅游，曾畅游德国各地名胜，一度到意大利，在佛罗伦萨浏览雕刻及古画，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不禁悠然神往。这次浏览，为他后来著译《欧洲文艺复兴史》打下了基础。
1907年，百里的拜门老师荫昌将军出使德国公使。当时德皇以英日同盟足以妨害其海上之发展而怀疑忌，百里与荫昌将军乃向德皇建议，组织中德美三国同盟，以事对抗英日同盟。德皇极赞成，准备派其皇太子聘间中国，并建议中国派遣特使赴美进行磋商。于是，百里与荫昌奉命于次年一同回国，以作诸种准备。后因美国总统改选，继任者无意于此种结盟，致其事无所成就。
不久，百里被赵尔巽调回督练公所任总参议原职。他通过对欧洲各国形势考察后，对于俄国之侵略中国野心，体认更为深切，所以一到东北即著手对俄国防建设之计划，并派其参议官李英华赴俄留学，以从事俄军情报之搜集。
武昌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响应。百里密与吴景濂、蓝天蔚等联络，期谋东三省独立以事策应。但因其时新军(张绍曾、吴禄贞等部)均已调入关内，沈阳新军仅有第二混成协，而赵尔巽又将旧军张作霖所部调往省城，独立之举只好作罢。张作霖等对百里的操练新军早存不满，这时更思杀之而后快。百里知情不佳，便立即登车南行。他上车后，一时急欲就厕，照理车未开，厕门不得开启。侍者因他来头甚大，破例为之进。为了防止乘客接踵而进，随手将厕门锁起。就在这一瞬间，张作霖随带卫士追上车来，问一侍者“蒋总参议在哪里?”恰这位侍者不知道百里在车上，便答以未见上车。张还欲搜查，火车汽笛大鸣，只好悻悻下车而去。
百里闯关南下后，被浙督蒋尊簋聘为参谋长，随后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和总统府顾问。1912年冬，滇督蔡锷准备推荐百里为云南民政长，约先于昆明相晤。一天，百里到陆军部向总长段祺瑞辞行。此时，段已得知总统袁世凯准备任用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料想百里不会舍熊掌而取鱼，便向他透了口风。百里一听，乃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是一件有关建军的大事，总长如果把这件事委托给我，我就不到云南去了。”他这一果断的决定，却打破了段准备任用私人的预谋，从而埋下了恶根。
12月15日，百里以陆军少将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兴高采烈地到军校上任，以为从此可以大展宏图，实现自己建军救国的抱负了。军校一千五百名学生都到校门口列队迎接，见新校长是个年轻的白脸书生，身著黄呢军服，外加红缎里子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乌亮的长马靴，骑著一匹高大的骏马，显得十分整齐、严肃、英俊，个个打心眼里敬佩。他到校的第一次训话，内容为精神教育与学术教育。他说：“什么叫精神教育呢?譬如四百入与四十人战斗，当然是四百人那一方要获胜，但是那四百人方面没有团结的精神，一个，一个地或三五成群地与四十人战斗，而四十人方面是团结一致的就能战胜四百人。什么叫学术教育呢?重要的在于研究心。德国、日本是军事学术优良的国家，难道是天上神仙下凡教会他们的吗!不是，是努力研究军事得来的。”他谈了自己在日本、德国研究军事十余年的一些体会，认为学习外国的目的在于指导中国国防，以它山之石攻玉。最后对学生说： “你们在辛亥革命军中，当过各级军官的不少，今天能够辞了军职来到校中当学生，这种精神，可望‘凌欧驾日’。今后一切事情，方震率先躬行。如果我作好了榜样，你们不跟著来，当以严厉制裁。如果方震不尽职责，办不好学校，当以自戕以明责任。”
从此以后，百里积极认真地整顿学校。他首先抓了五件事：第一是抓清洁与严肃。认为清洁与严肃，是一个国家文雅盛衰的明显标帜。不清洁象征民族的衰老，不严肃象征国民散漫而无组织。所以，他一到校就叫西装裁缝量好全体学生的体裁，每人发，给一套新军服，一双皮鞋、马靴，其它一切装备也都换上新的。对学生的仪表非常重视，凡有帽子未戴正，钮扣未扣好，皮带未扎紧的他都亲手给以纠正。第二是改善学生的伙食。每天，他必巡视厨房，考察食物的卫生与营养成份，并与学生同桌进餐。第三是严格规章制度。规定学生互相帮助，互相监督，每七人为一组，一人犯规，全组同罚。他每天上下午都要到操场巡视一遍，晚上查宿，检查制度落实情况。第四是调整教学队伍。他请求陆军部将能力差的原教育长毛继承调换工作，推荐他的土官同学张承礼为教育长。对不称职的教官也准备一一调换，亲自物色日本士官生聘为教官。第五是提高教学质量。对外语和战术两门课，非请假不准缺课，如遇教官请假，他就自己代课。他还经常集合教官指示战术教学要点，要求教官除按教材教课外，还应讲述可能发生的临时变化，指导学生临机应变的技能。每逢星期六下午他必集合全体教官和学生举行讲演会，讲述中外古今军事名人的言行，注意军人修养，提倡精神教育。他自己签名赠送学生每人一册梁启超所著的《中国之武土道》，内容都是军人忠于国家，和忠于职守的嘉言懿行。他仿照德日两国的成规，定期举行师生大会餐，以养成共同生活和相互促进的感情。
百里任事三个月后，次第举办了野外、课堂、内务、—人事管理等各种检阅，见无论从形式或精神看起来，学校都有显著的进步，因而更想对学校做一番彻底的改革。但是在北洋派段祺瑞、魏宗瀚、丁锦把持下的陆军部，不允许别人办好学校。对百里提出的炮科要增加炮，骑科要增加马、步、工，辎重兵科要增添设备以充实教育内容，以及学校改革需要的经费，都迟迟不做答复，甚至多方掣肘。对一些学识很差而与段、魏、丁有关系的连排长，也仍然得不到撤换；对他多方物色到的东西洋留学归国愿到军校任职的人才，陆军部多方挑剔，不予批准。对此，百里曾屡次亲自入京交涉，均无结果。恰在此时，袁世凯的帝制野心已日渐暴露，南方各省正在酝酿反袁。学生请假离校、潜赴南方各省参与反袁活动者日多。他对学生们说：“中国的事业方才开始，青年们学业未成，何急急为?”“诸葛亮为什么要等三顾茅庐而后出山?主要是因为他对天下大势尚未成熟耳！”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感到陆军部有意刁难，校事受阻，学生离校，学校前途难于乐观，于是履行了他的诺言。
1913年6月18日早晨，百里在操场上集合全校学生讲活。他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学生们看见校长脸色泛著苍白，听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迷离惝沈，一时摸不著头脑，都在提心吊胆地端立不动。又听他接下去说：“不能尽责任就得辞职，但是中国的事情到处都是一样，这儿办不适，那儿也未必办得通。你们不要动，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说完，他深情的目光向学生巡视一遍，说了声“立正不要动！”便转身向办公室走去。接著传来似乎是个玻璃瓶爆炸的声音，学生们齐向办公室门口望去，只见校长端端正正的站立在石阶上，目光直射著学生，双手用力按著他的指挥刀。学生刘文岛突然大喊：“校长自杀了！”全场师生见校长的胸部军装被鲜红的血浸透了，都慌做一团，纷纷上前抢救。教育长急忙打电报给公府，请派医生来抢救。袁世凯闻报后，电交通总长曹汝霖到日本公使馆，派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至保定来为百里治疗。
百里自戕时，是用“白朗宁”手枪对正自己胸部射击，恰工役李如意正站在他的旁边，惊慌间挪他的右手一下，枪口稍偏，子弹由肺叶中间穿过，所以经过医生抢救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
百里自戕前夜写了好几封“遗书”放在办公桌上。其中给教育长张承礼的信，内容是：“耀庭吾兄鉴之：仆于校事，不能尽责，今以身殉职。所有后事，处置如左：对于总长处，望即以告学之语告之。惟有一事不能不加入者，对于军事，非有一至善之目的不能达到。勿以彼善于此之言聊以自慰也。……家母处，望告以仆之死为殉职，殉国，善为劝解为祷。家中薄田数亩，老母寡妻，尚能度日。……”致教官张翼鹏并转诸教官的信，内容是：“半年以来，诸君之惠我者至矣，仆实不德，今以身殉职，是别无他法也，欲以此尊重职守之观念是也。……”
遗书发表以后，不仅在学校掀起了大风潮，而且震动了全国朝野。大多数学生悲愤万分，如丧考妣，各科都推举代表，组成校代表团。代表团除通电呼吁外，还上京请愿，指责陆军部魏宗瀚、丁锦等任用私人，破坏军事教育。教官张翼鹏、杨言吕等陆军士官数十人亦联名向总统府控告魏、丁等人任用私人，把持军事教育的种种罪状。各省区都督或其它将领，纷纷发电慰问。鄂督黎元洪特派代表来看望百里的伤势和安慰学生，直督冯国璋派他的军医处长来校为百里治疗；滇督蔡锷要求北京政府务必认真查明事由，追究责任，湖南名流熊希龄申明：“此案如不水落石出，誓不甘休!”各界的函电，成了当时哄动全国的一项重要新闻。袁世凯迫于舆论，下了一道严厉命令，说该校校长蒋方震自戕，系陆军部军学司魏宗瀚、教育科科长丁锦任用私人，把持教育所致。军事教育关系国家前途，何等重大，岂容部员任意把持！著派荫昌(总统府侍从武官长)、陈宦(参谋本部次长)前往查办。
百里从此不再回校任事，学生们每人洗了他的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百里的伤势好转后，日本军医监要回北京。经学生代表的要求，留下护士长左梅继续护理。左梅每天给百里把脉、量体温、递饮食，渐渐地和病人交谈起来。一天，她对百里说：“忍是大勇者之所为，自杀不是勇敢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人生责任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一切难关，以求实现其伟大理想。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业?如果有热血，有志气的好男儿轻言牺牲，国事尚有何人来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养人才的老前辈?”百里听了左梅这番话，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不禁产生了爱恋之情。两星期后，他向左梅表示：“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但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象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提醒我，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
百里伤势痊愈后，到天津休养了三个月后回到北京、袁世凯下手谕委他为公府军事处参议。因公府军事处处长是段祺瑞兼职，袁怕百里受委屈，故叫他暂时不要到公府办公。一年后，袁派王士珍继任军事处长，百里才到公府办事。他为袁撰写《孙子浅释》一书，对孙子兵法作了通俗的解释，逐期在《庸言杂志》上发表。
后来，百里在川田医院疗养的时候，仍由日使馆医官平户担任主治，左梅担任看护。一天，平户对左梅说：“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这是有关你的终身大事。校长托了总统，总统托了公使，公使又转托了我，叫我征求你的意见。”左梅只是回答：“这或者是职务上的误会，我没有旁的意思。”过不了多久，百里的侍童史福又悄悄地塞给左梅一封信，信上别无它语，只是求她不要离开医院。左梅归国后，百里还是一直给她写信。左梅只好在回信中向她吐露真情：“我说假话是说不来，现在不妨以真情相告。日本女子嫁给中国人有很多的困难，而我必得父母之命，因此难上加难。我向父母请示过，父母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好青年，何必嫁给一个身带暗伤的中国人。看来事已无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百里接到这封信后，不但不死心，反而给她的信写得更多了。最后一封信说：“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
左梅这时不得不把此中的经过全盘地揣出来，并把密藏著的一叠叠的来信全部掏出来给父母看。母亲看信后说：“一个人呱呱坠地时，就把一生的命运带来，你救过他一次，就再救他一次吧!爱情是无国际的，我料他终身不会亏待你，你若舍去他而嫁别人，此生必耿耿于怀，这对你也是不利的。”左梅得到父母的同意后，不久来到中国，在天津德国饭店与百里结婚。成婚后，生长女昭、又生次女雍。杨太夫人急于得孙，有义女王若梅，亦命百里纳之为妾，但始终无所出。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粉墨登场，宣布恢复帝制，激起全国人民愤慨。百里对袁的皇帝梦早有察觉，还是蔡锷在北京受软禁时，他就与蔡谈过袁、段之流私心太重，地域观念太深，即使他们愿意放手叫南方人练兵练将，这种练出来的新军，也只能成为一人一系争权夺利的工具，而绝不能用以捍卫国家。所以在那时他就与蔡锷、梁启超决心抛弃利用袁氏建军的幻想，计划南下走反袁救国的道路。
1916年3月，百里由北京秘密到上海后，原拟转道赴川。适岑春煊在广东组织“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任梁启超为都参谋(即参谋长)。梁不懂军事，参不了谋，便电召百里赴广州与之一见。百里一到，即被任命为司令部的“出师计划股”股长，执行参谋长的职务。
袁死后，北京政府新总统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抵成都后，电请百里入川商讨川局善后。百里便从广州转上海由长江溯流而上，到龙泉驿与蔡相会。这时，蔡的病已入膏盲，结核菌已侵入喉管，嗓音沙哑不能成声，8月9日，北京政府批准蔡给假两个月养病。蔡希望有一个较长的时间东渡就医，乃商请百里权任督署参谋长兼代督军。百里却愿以总参议之名陪蔡东渡，于是蔡改派罗佩金为参谋长兼代督军，戴戡代理省长。9月9日，百里陪蔡锷东渡，到日本九洲福冈医科大学病院就医。”月8日蔡见自己病势垂危，随口授百里代写遗电，蔡刚把话说完，就溘然长世。百里含泪在遗电后附加按语说：“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未能裹尸为憾，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北京政府接到百里电报后，明令追赠蔡为陆军上将，予以国葬。
1917年2月，百里的夫人左梅分娩在即，乃移居北京的奶子府。这时，罗佩金、戴戡按照蔡锷生前的计划，电促百里入川任督军。所以，他在长女蒋昭生下来的第二天，便南下长沙，拟视蔡锷茔地后转程入川。可一到长沙，湘军将领有他的士官同学和保定门人，都坚留他小住几天。那知这一留，倒把他从阴间拖回到阳世来了。他由汉口转往重庆时，还没有听到四川方面的任何风声。由重庆改乘山轿西行，到了山阴镇，突见他的学生李拯中化装叫化子迎面走来，才知道川滇黔三角战争已起，戴戡和张承礼均为川军刘存厚部所杀。得此凶信，他只好辗转回北京，晋陆军中将，任总统府顾问。
百里任总统府顾问，只不过是大权在握的段总理羁縻他的一个空头衔。不久，财政总长梁启超兼任北京松坡图书馆馆长，聘请百里主持图书部事务。自此，他一边参加松坡图书馆的工作，一边译书自遣。
“五·四运动”前夕，梁启超精选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名人组成欧洲考察团，以“民间团体”参加巴黎和会，并巡视西欧战场，考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失败的原因及欧洲战后新形势。百里以军事名流作为考察团的成员，于1918年12月23日由北京动身，1919年2月11日到达伦敦。在伦敦住了一个星期，即转赴巴黎去观光2月18日的和会开幕式。考察团在巴黎住在中国公使馆附近的先生街，每晚讨论中国应向和会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备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参考。
巴黎和会闭幕后，考察团于3月7日由巴黎出发，从马仑河经凡尔赛，折而至莱茵河右岸联军阵地，再到比利时，循缪司河穿过兴登堡线返抵巴黎。参观战地完毕后，百里受梁启超之请，写了一篇《德国战败之诸因》，以反对军阀和军国主义。此文的结论是：“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而中干，上刚而下柔。”“兵之为物也，有极端性，未有不求战而其兵可强者，亦未有兵既强而不求战者。”
在欧洲十个月的考察中，百里与梁启超对欧洲文艺复兴史深感兴趣。梁还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轮流讲解，百里负责记录。回国后，他就著译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梁作序，由商务出版社出版，以向国内介绍世界新思潮。百里认为：要发扬中国之文化，必须解除过去之束缚，获得思想之自由，始能推陈创新，有所建树。欧洲之所以能冲破宗教黑暗，创造出现代之文明，实由于文艺复兴运动唤起人生之醒觉。但他又顾虑到自由思想之流弊，易于走向横决放荡，以至沦于堕落罪恶之途。因此，又译英国斯迈尔著的《职分论》。《职分论》里说：“人之生于世也，必各有不可不尽之职分。……而至高至善之人，决不以自身之幸福与名誉为其一生之目的。人之生也，固别有至强之动力，即导源于众善所归之事业是也。”所谓事业，即为“至高至善之人，必须为其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之人类谋福祉，乃为人生之职分。”对此，百里引述中国《大学》书一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作为对人生职分之解释，并认为这是人生遵循之轨范。
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风靡一时的新文化运动。梁启超在北京建立了三个推进新文化运动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二是“共学社”，三是“讲学社”。百里是前两个机构的主持人，“讲学社”的总干事。在这同一时期，他还主编了《改造》杂志。
当时，国人苦于内战打个不停，涌起了一片“废督裁兵”的呼声，反对“以国家豢养之兵，供个人争权夺利之私”。百里应形势之需要，撰写了“裁军计划”与“精兵主义”两文，恰中人们心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1920年，谭延闿在湖南提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省政府邀集了一批省内外名流，在岳麓山举行讲演会。百里应邀请作了演讲，并参加了湖南的制宪工作。不久，他当选浙江省议员，参与“三色宪法”的制订工作，即制订三种省宪，红皮代表左倾，蓝皮代表右倾，黄皮代表中间派，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解决。
百里一度做过孙传芳的座-七客，吴佩孚的参谋长，企图团结直系残余势力，联合南方的新兴力量，共同讨伐奉系，进而统一全国。
1923年，冯玉祥在北京南苑练兵，聘请百里每星期到军中讲演一次军事学。百里南下葬母北返时，冯部五位旅长公宴欢迎，把冯请他任参谋长的想法转告他。百里不愿以无党超然之身卷入政争漩涡，便婉言谢绝。一天，百里照常去讲演，走进张之江旅长室，室内无人，外面有电话打进来，百里无意中把听机接在手里，听得对方兴高采烈地报告好消息：“喂，事情办好了，黎老头儿已经乘车出京了哇!”这就是1923年6月13日北京军警“逼宫”之一幕，以索饷为名逼走了总统黎元洪。百里把这消息告诉张，张便问：“您看这件事情应当怎么办?”百里直率地说：“总统好不好是另一问题，总之应求政治解决；军人不应有此动作。”说完，他见张一声不吭，自觉交浅言深，从此不再到冯部讲演了。冯玉祥对他是十分敬崇的，在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时，把“蒋方震日”同“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等人的名句并列其中，并编印成册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
1924年9月17日，吴佩孚在北京主持讨奉军事，找百里密谈，请他同往伐奉。百里认为讨奉之战仍为军阀混战，便对吴说：“我离开那边多年，今昔情况不大同，未便妄参末议。”接著吴又请他指挥两师军队开到湖南，防止西南乘虚北伐。百里更不愿置身于南北战争的冲要，但内心却觉得这位“北方之强”，对于一个毫无渊源的局外人，不惜寄以腹心之任，因而加深了对吴的好感。
是年10月23日，百里去看望在清华大学任教授的侄儿慰堂，忽见城门关闭，大街上到处张贴“陆军检阅使冯”的告示，知道直系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对慰堂说：“子玉(吴佩孚字号)是完了，当他危困的时候，我得前去看他一趟。”当天即到秦皇岛与吴相见。他分析吴四面树敌，南北两面作战，大势已去，必不会出现起死回生的奇迹。而夜郎自大的“常胜将军”吴佩孚，至此仍然不承认自己是失败者。百里与吴意见相左，稍住几天，便由天津南下上海。这时，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正在拉拢士官同学，闻百里南下，便到处找寻。一天，孙到百里的好友张宗祥家，见百里也在，如获至宝一般把百里请了去，任命为总参议。
1925年10月，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兵败后，南下汉口成立了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这时，孙传芳也在杭州召开五省联军会议，请吴主持全局，并请百里任吴的参谋长，统一指挥，以便制胜奉军。这时，百里已与湖南唐生智商量，派门人刘文岛、李拯中两人与广州方面取得了联系，故欣然赴约。他打算先田结直系内部，然后从中牵线，使直系与广东的新兴力量结合，共同伐奉，达成南北统一。孙传芳打下南京后，百里见吴佩孚仍未赴宁主事，乃主动到汉口就任吴的参谋长。可是，吴佩孚这时的想法与百里的打算大相径庭。吴想的是先打冯玉祥，再打张作霖，先消灭唐生智，再荡平两广。百里告诫吴不可四面树敌，尤不可两面作战，过问湖南的事。奈何吴的联奉伐冯的计划已经成熟，他只好请假回上海，随即向吴电请辞职。吴见他用的是明电，认为“范增辞项王而行，乃是项王的奇耻大辱”，故看了电报，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1926年，唐生智的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唐请老师百里与刘文岛为湘军全权正副代表，到广东接洽北伐问题。因百里已回上海，刘文岛衔命先行。刘在广州晋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时，蒋向刘表示：“百里先生如肯参加革命，对革命事业的进展必然大有帮助。他是老成持重的稳健派，稳健派参加革命，能使国人更加认识革命的重要性，具有提高士气和转国际观感的双重作用。”此时，孙传芳也约请百里任“五省联军”的总参谋长。当百里不愿就任时，孙传芳又要他任上海市长或江苏省长。百里见孙求之诚恳，乃介绍丁文江自代。
百里对孙的期望也象过去对吴佩孚的期望一样，想撮合孙与革命军合作。一天，孙密召百里与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江苏省长陈陶遗至私室商讨与南方战或和的问题。百里与陈仪都主张与革命军合作讨奉。他还向孙提出具体的建议：由五省联军担任津浦线，革命军担任京汉线，两路并进，会师京津，统一全国为最后目标。这时，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也秘密到南京，争取孙的合作。孙乃决定召开军事会议，公开征求五省将领的意见。不料陈调元首先站起来请缨讨赤。陈向以圆滑著称，从不作极端论调，而且只求保全实力，害怕冒险牺牲，又不是孙的嫡系，所以孙觉得五省士气大有可用，不妨与革命军一决雌雄。
百里和陈仪见孙传芳变了卦，把孙拉到密室里说：“雪轩(陈调元字)的话是靠不住的，你莫上他的当。”孙口头虽说“我一定不会打，你们不要不相信我。”暗地却又下达了打的部署。后来，五省联军在江西一败涂地，孙由反奉变成降奉，百里每与人谈及此事，总是愤慨地说“竖子不足与谋”。
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后，蒋介石派刘文岛到上海，迎接百里来南京，在三元巷总部接谈。蒋问他对国民党统一中国的看法，百里认为，国民党统一中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外交方面。中国的外交第一线是日本，如果日本对中国革命怀有戒心，势必引起中日纠纷。并对蒋介石献策说：革命军在打倒本国军阀的阶段，对日本宜采取缓兵之计，莫让它袒护中国的残余军阀，等到统一告成，国防建设有了头绪，再和日本清算不迟。蒋介石听后，深以为然，表示愿领“先生”之计。
蒋桂战争即将爆发前，蒋介石请百里做保证人，起用唐生智接长唐山驻军，以斩断桂系的“蛇头”，并要百里同主持北平行营的何成浚接头，具体商办。百里则献了一个连环计：起用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辖第八、九军，第九军军长由何兼任，而第五路军又归北平行营指挥。这样一来，何是唐的直接上司，唐又是何的直接上司，相互牵制。蒋介石依计而行，唐很快接收了白崇禧所率的唐山驻军(原是唐的旧部)，逼走了白崇禧，使桂系的长蛇阵断去了头。
事成后，唐生智将五路军总指挥部设于北平顺承王府旧址，电迎百里及夫人左梅北上，移住锡拉胡同旧居。
蒋介石对唐生智总是不放心，不久又内调唐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虽未解除其五路军总指挥的兼职，事实上想把他留京内“翊赞中枢”。百里对蒋介石的用意是很明了的。所以唐问计于他时，也只好劝唐南下，免生祸端。
蒋、冯大战中，蒋介石想请百里代唐生智担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卑部对冯玉祥作战，反覆电催他来京面商一切。1929年8月，百里应召到南京时，蒋介石给以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自下关至新街口一带，沿途高悬“欢迎军界泰斗蒋百里先生”的横幅标语，下车后盛宴为之洗尘，以国府文武大员作陪。宴后密室私语，蒋介石请他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南下讨冯。百里不愿以师道之尊而夺门人之席，便提出两个理由回绝受命。他说：第五路军中的第八军与唐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如果临阵易帅，必将影响士气；第二，以浙江人而领湘军，即使上面将领不反对，必将引起下面官兵的怀疑。蒋介石见他说得有理，不好强逼，只得作罢。
随后，百里又出面担保唐生智不至与冯玉祥联合，劝蒋介石对唐用之勿疑。蒋介石一再考虑，此时除利用唐部外，其它也无可调之兵，乃接受百里的意见，放唐生智回到军中。
唐生智率部与冯玉祥部作战，很快打到郑州、洛阳一带，迫使冯部退驻潼关以西，蒋介石非常高兴，特传令嘉奖。可是，唐突然于12月5日领衔通电劝蒋介石下野。百里得知后急发密电与唐，提出“东不如西”的建议。这本来是他曾在北平参加唐父六旬寿典时，所写贺联中的意思。贺联作的“北方大将，西域奇才”之句，即是劝唐抛弃内地的蜗牛蛮触之争，步左宗棠之遗规，完成建设西北国防的宏伟工作。不料唐早已定下了“挫冯倒蒋”的计划，即出兵挫折西北军的锐气，然后转旆东征，取蒋介石而代之。并认为除中央军外，所有的杂牌军听其指挥，不难一鼓而下金陵。百里则对唐说：西北军内部已经解体，如继续西进，西安唾手可得；如进兵南京，必与蒋介石进行一场生死决斗，这是军事冒险，殊非智者所取。他还指出杂牌军不会都听其指挥，可唐不听，以致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果。
唐生智起兵反对蒋介石后，百里仍然住在上海富国门路(唐孟潇为他购置的房子)，友人张宗祥劝他暂时避开，百里则认为自己与南京政府中熟人尚多，不必躲避。可是刚过两天，他的房子周围被暗探日夜守住，不能出门一步。旋即被解往浙江，软禁在杭州西湖的一个孤岛上。后因在他住宅搜出无线电台和与唐通款的密电，所以又把他解往南京，与邓演达关在一个监狱里(总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军法处的审问。百里在监狱里整整被关了二十个月，直到宁粤合作，保定军校出身的陈铭枢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代行政院长时，陈与党国元老吴稚晖同在蒋介石面前为其说情，才得到释放。
百里出狱后不久，发生了“一·二八”抗战。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都是保定军校学生出身，不时地轻车简从到富国门路来，请百里指示当前的战略。百里倾注全神为之规划一切。那时，中日两军在虹口区会战，华军由于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有所顾虑，不能通过租界，而敌军则能自由驰骋。百里忿忿不平地说：“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公共租界?为什么在我国领土上敌人可以通行而我们反受限制?”他还指出进兵公共租界可以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形势：一是可乘敌人无备而包抄之，二是可扩大战争范围，迫使英、美不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赞成此项意见。可是，蒋介石、汪精卫还在作国联调停和英、美仗义执言的美梦，坚持其“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针，不肯采取进入公共租界作战的方针。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百里认为中日之战不可避免，国防建设不可或缓。所以他一面从事国防工业、国防经济建设的计划工作，一面向国人介绍现代国防新知识，写了大量军事论著，内容极其繁富。
1934年，百里担任农商银行的常务董事，集中精力研究过银行法及经济学。随后，他以私人资格赴日本考察，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回国后热心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把制定发展钢铁、煤炭、石油等多种经济计划，做为其建设国防计划之一部。他当时分析中日战争是持久的，津浦、京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中国的国防将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为据点，中国战时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地区有森林、矿产，又有沅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防守地带。出于这一战略预测，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布局，无论从地域或民族性来讲，从利于防空和坚守险要来看，应以湖南的南岳为工业核心，分布株州至郴州之线。并认为湖南是中国的乌克兰，对农业现代化尤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后来，实业部讨论煤钢计划时，他著眼于战时工业布局，提出了白己的看法。他说“设厂地点，其初步小型工厂可设于安徽之马鞍山，大冶的铁和淮南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对外作战，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大型工厂宜设于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乡的煤，宁乡、醴陵、永兴的铁，其质量都是可用的。”这个意见当时得到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同意，但受到实业部的反对而未实行。
他鉴于当时美国生产的柴油过剩，柴油的成本又只比自来水稍贵，且提炼三次可用于汽车，五次透明无色，十三次可供飞机之用，便以私人资格与美国煤油公司驻沪代理人谈及中国的煤油计划。当美国代理人愿与中国政府签订三年内尽量供给柴油，分期付款的合同时，他便拟就了技术、设备、需要、供给的整套计划及统计表，交实业部作进一步的研讨。他计划中的第一储油池在庐山，第二在衡山，第三在武陵山脉川湘边境一带。油池均设于山洞内。他还找到了许多工程师，制定了三年炼油计划，企图利用美国供应柴油的三年时间，开发中国西北部的石油。这些计划被实业部采纳，并递交了行政院会议。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拟制了包括公路、铁路、河川的战时交通计划，供当局参考。
1935年夏，百里以军委会高等顾问之名义出使欧洲考察总动员法。船到英属殖民地新加坡时，英国总督清百里和同船而行的驻法大使顾维钧、驻意大使刘文岛参观该港新落成的防御工事。参观中百里惊叹他们设计和施工的宏伟气魄，但又提出这是一座防海而不防陆的要塞，如果敌人从陆地来攻，它就成了一笔巨大的浪费了。后来，日本果然是从陆地取道暹罗(泰国)攻陷新加坡的。9月到达意大利时，他访问了黑衣宰相墨索里尼，参观了拿坡里的秋操，研讨了意国的战时总动员法。到维也纳和奥地利后，他单身到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等国考察军事。到德国考察时，他把蒋英蒋和两个女儿留在德国学习，偕夫人左梅到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后，于12月初回国。
百里回国后，根据对欧美各国国防建设和战时总动员法考察的情况，写有《总动员纲领》，向军委会作了详尽的报告，并提出了发展国防应以建立空军为重点的建议。他对德国、意大利等国，发展国防以军民兼融，平战结合的方针很感兴趣。他说：“现代经济和其他各部门，无一不与国防有密切的配合，各国的情况虽不尽同，其以国防为中心思想则无二致。德国的国道计划，表面看来著眼刁：发展交通，骨子里却是国防计划之一部。德国公路路基筑得极其坚固，汽车每小时可行一百五十公里，这在战时便是绝好的炮兵阵地，这是一举两得的计划，比之临渴掘井高明得多。”他主张国防建设要合符经济原理，消费性国防和生产性国防，要以发展生产性国防为主。他说：“法国有名的马其诺防线，工事设在地飞，用心不可谓不周密，但是不合符经济原理，这是一种消耗性的国防。而德国在地面上设防，则是一种积极性的国防，平时战时两得其利。”
在意大利考察时，他很重视意国国防建设贯穿生活与战斗一致的做法。他说：“意大利的新村计划，规定罗马附近的新建筑物，要与左邻右舍保持相当的距离，这种安排表面与卫生行政有关，实际也是国防计划之一部，便是由密集式化为散兵式，战时可以减少敌机轰炸的破坏程度。”他预测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耍实现乡村都市化与都市乡村化，尽可能扩大城市的面积，以防人口过度集中的危险。”
百里考察了各国的空军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海军为主导，我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空军为主力。”认为：“现在欧洲各国正在拼命发展空军。空军易攻难守，所谓防空绝无充分保障，而空军破坏力之强。远远超过军舰及潜水艇。”但他不同意美国飞行家林白对空军作用估计过高的看法。林认为空军机动力之强，破坏力之大，随著其发展，今后的仗就打不起来了。百里却说：“我认为，正由于战争的破坏力加强，战争的爆发性也就随之而更大。”他列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上次大战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重要一环，是因德国积极扩张海军和潜水艇，严重危及‘海上王国’(英)和‘金元王国’(美)的安全，所以人人都想避免的战争终于不得不爆发起来。”
百里在欧美各国考察中，研究了杜黑将军的制空权理论，认识够空军参加作战对战争的胜负将起重大作用。回国后，他根据中国经济条件，写出了《意国空军建设之顺序与意见》一文，力主集中财力发展空军，并使空军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他指出“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航空人才的培训。”做为陆军出身，他是倡导空军独立理论的第一人。他认为无论人事、技术、训练各方面，空军都有独立之必要。并提出对空军的任务可分为三大端：战略空军飞往敌国投弹，战术空军破坏敌军的交通线和补给线，空军与地面陆军配合动作，炸毁敌人桥梁及炮位等。
他认为中国为大陆国和工业落后国，速成国防自以发展空军为最适宜。所以他在意大利参观秋操时，就电呈军委会，建议无条件扩充空军。其理由是：比发展海军来得快，经济力还勉强可以应付；可与将来的盟军配合作战。他估计中国陆军必将反对空军独立，所以指出空军发轫之始，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亲自主持，以杜反对独立者的悠悠之口。
百里鉴于自民国成立以来，无论哪一派当权，都是重军功而不重人才，一个粗犷、无文的武夫，为著忠于一人一系，立了一点战功，当局不管其懂不懂得军事和经济，就提拔做个独当一面的大员，以致误国误民。所以他在建议呈文中画龙点睛地著了一笔：“勇者受勋，能者在位”。主张以荣誉酬军功，务使能者在位，而不以位置为酬庸之典。
这一时期，是百里思想蜕变的过程，也是他军事思想发煌的阶段。除从事国防工业、经济建设和出国考察外，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历史、国防思想。他认为研究军事研究传统不能割断历史，新的军事科学总是建立在已有的军事科学基础上的。只有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才能把握当前军事理论发展的脉搏。他熟读了大量兵书，特别是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并善于抓住要点，找出本质的东西，提出新的见解。他先后撰写了《孙子新释》、《孙子浅说》、《国民军事常识》、《从中国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国防论》、《东方文化史及哲学史》、《战斗与生活一致》、《法西斯与民主》、《辅佐阶级与主权阶级》、《以政治控制军事》、《论宋之外交》、《中国五十年军事变迁史》等论著。
在这些著述中，百里不仅使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重放光辉，而且以建设现代国防为中心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时人谓之为“石破天惊之论”，深受国人欢迎。冯玉祥说：“读到蒋百里先生的文章，总有很多卓越的意见，说明抗战终必胜利之理，我读了更增加胜利的信心。”李宗仁称赞他的文章“凡百指陈，辄精粹具独到之见，论战论政，推衍周祥，文出，人皆争为先睹。”范韵诗则认为百里的军事之作，是一部最好的“兵法”，“如能熟读和善为运用，定可克敌致胜”。
百里所精辟阐述的观点，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国防，“必须先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认为：国家假使没有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而对之练兵，其兵既不能对外敌作战，势必横行国内，为祸于国家。盖中国旧时之将帅，多承袭过去藩镇拥兵自重，割据称雄之陈腐思想，以为有兵即可有权，有权即可兼并地盘，篡窝高位。推其原因，都是由于彼等对于国防知识之缺乏，贪欲无厌。所以他在《国防论》中指出：“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敌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
二是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他在《国防论》的扉页上明确告诉国人，“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三是认为经济为国家战力之重要因素。建设国防，必须注意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他说：“如果国民经济脆弱，军人生活贫困，驱一群营养不足及配备不全的士兵到前方，而后方却充满著啼饥号寒的群众，必至民心动摇影响军心，这种仗打起来是很危险的。”他研究古今中外历史，发现蒙古人平时利用马匹之运动性，就水草迁徒，行游牧以生活；即因之编成强大骑兵部队以征服世界。希腊人因地处海边，平时造船航海经商似生活，即因之编成强大海军以征服地中海与中东。中国人因黄河水患，筑围堤水坝以御水，即因之筑成城堡以为战争时坚强之防守工具。马匹、船舶与围堤，为蒙古人，希腊人与中国人平时经营生活之工具，战时却变为战斗之工具。乘马、造船航海与筑堤，为三民族经营生活之技术，战时却变成战斗之技术。所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强兵必先理财”和“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的结论，并把这种生产、生活和作战相结合的国防体制称作“生产国防”。在《世界军事之新趋势》一文中，他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指出：中国“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平静持久”。这些观点都成为当时人人传颂的名言。
四是主张实行“民兵制”。他说瑞士的民兵制，足以达到全民皆兵，构成全面之防御。认为“国防空虚及武器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农村抵抗，进行广大而散漫的游击战，乃为补救之不二法门”。
五是“动员与总动员”。他认为今后之战争，将为国家总力之战争，而国家总力之因素包括战斗的与经济的，是“人”，“物”和“人与物的组织”。有人有物，如果没组织能力加以组织，则不能发挥其力量。有人与组织能力，则虽缺乏物质，仍可由人的智慧研究出代用品予以补足。而人又须注意到数量、康健与统一的意志三件事。所谓统一的意志，不仅是在军队中，而是要求全国人民与政府之各级官吏都要做到。欧洲各国之所以能施行全国总动员，是赖其行政系统之健全，与各级官吏能本其职责彻底执行其任务。所以，有人问他当时中国国防症结何在?他便一针见血地说：“所谓国力的要素，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日‘人’；二日‘物’；三日‘人与物’的组织。”“盖今日之中国亦处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种。中国生死存亡之关健，完全在此‘组织’一事。”
六是重视军官的素质，主张学校的教官与部队军官相对流。他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是由于知识与行为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理想，不适事实，负责做事的人，一味凭其直觉盲动，毫无理想。在军事方面说，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自然也有一种统御的才能，但一点常识也没有，在现在时代里怎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呢?反之，在各校当教官的，是终身当教官，没有实际办事的经验。”他认为军官的重要素质是责任感与守法精神。在“瑞土民兵制”一文中说：“瑞士民兵家里都藏有枪械武器。在一次罢工风潮中，政府用武力镇压，这些工人不敢使用家藏的武器，因他们遵守法令，武器是用以对外敌的。”其次，他认为军官必须有识，“识是包括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民族各类之常识，乃是高级军官处理国防政务所必须具有的。”在宋之外交一书中，他分析宋代重文轻武，裁抑将帅，致国防削弱，及至外患迭来，主政者又泥于复仇思想，不能认清当时强弱形势，以致一误再误，至于亡国。
百里赴美考察回国后，奉命到西安向蒋介石汇报。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凌晨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与蒋介石的军政大员蒋鼎文、陈诚等十余人被扣于西京招待所。当天下午。张学良走进百里的房间，把“兵谏”的电报全文交给他看，百里看完中文后，对张、杨的正义行动表示赞许，但他对张说：“今天是力的问题”，“在西安，你们的力量很够，特别在招待所里，有两支枪就足够对付我们了，可是西安以外又怎样?”13日上午，张得知南京何应钦主张出兵西安，更担心何派飞机来轰炸，乃问计于百里，百里告诉张：“委员长在西安，他们不会派飞机来轰炸的。”并问张“委员长在什么地方?你们向他提条件，他怎样表示?”表示自己愿意去劝蒋介石接受张杨的主张。
16日下午，百里到高桂滋公馆见到蒋介石，蒋对百里说：“张汉卿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谈，其心目中以你为最适宜，但我未置可否。”百里说：“南京与西安之间相持不决，已经形成僵局，赞成派人去商谈一下，但本人与党国关系不深，去了于事无补，必须派南京所信任的人前去才能解决问题。”
百里同蒋介石谈后，便同张学良回西京招待所。他问张：“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之中，你最恨的是谁?”张回答“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铭三(蒋鼎文字)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他不顺眼。”“那么最好派铭三去。”当张不明其意时，他便说：“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就可以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张学良完全同意百里的意见，并请蒋介石写一道停止轰炸西安的手令，给蒋鼎文带到南京去。但接著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蒋介石怕亲笔手令落在张的手里，传出去将成为一个笑柄，因此不肯写；张又怕蒋介石把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他们关起门来说私房话，对己不利。百里就给张出主意，叫张陪同蒋鼎文去见蒋介石，当蒋介石把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后，即同时退出，此意见蒋介石和张学良都同意，蒋鼎文于当天从西安飞往南京。不久，宋子文等人来到西安，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等同志也来到西安，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百里于12月27日飞抵上海。
百里过去在蒋王朝中处于尊而不亲的地位，自西安“同难”后，蒋介石对他就比较亲近了。1937年初，他奉蒋介石之托视察全国各地的防务。他认为正确的国防之策，不能简单地重复古人的或外国人的东西，只能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研究前进的战法”。所以，他欣然从命，以孱弱之身，风尘仆仆地到了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等地，走遍了半个中国。视察期间，他还陪同意籍顾问史丹法尼考察各地的经济情况，以便厘定改革方案。到达杭州时，与老友钱均甫相见，钱问及中日两国的情况，百里说除打之外别无出路，战争即将爆发，世界大战也不可避免。钱问他中国能不能打过日本时，他胸有成竹地说：“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与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战则已，战即不能不动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矣。”他讲到在济南、青岛、汉口、长沙、衡阳、郑州、石家庄、娘子关、太原、北平、天津等地，看到到处兵荒马乱、啼饥号寒的情况后，深深感到在打仗时期军事当然重要，“但是不能不吃饭”，“军事实力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生活根本动摇了，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一天，而百战百胜的雄师，遂至一败涂地”。在邹平，他访问了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民兵制”，认为这种隐兵于农，耕战结合的兵役制度，弱大之国应采用。
这一年3月，中日战争已有箭在弦上之势。蒋介石在“夏都”牯岭设立暑期训练班，抽调各省高级将领，轮流前来受一次短期军事训练，百里受聘为训练班教官。他口才敏捷，眼光锐利而又学识丰富，讲课颇受欢迎。他在作《义务兵役制》演讲时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扩兵‘既欲其精’，又欲其多，而国家经费，则又有一定范围，不可逾，于是义务兵役制起。以少数之军费，得多数之军队。”并指出其优越性有五：“一日征之能来，二日来之能教，三日教之能归，四日归之能定，五日临战焉”。
“七·七”的炮声一响，各路将领纷纷返回防地。不久，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咨询机关“参政会”，在庐山召开第一次会议。白里受聘为参政员，又与周恩来、胡适、梁漱溟等三十余人受任为国防参议会议员，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百里奉命第二次出使欧洲，开展外交战，争取外援。当时，国民党中央的外交策略，分作拉拢英、美和分化德、日、意的两个方面。百里的任务，主要是破坏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合作，至少是说服德、意两国的对日关系，不涉及中国问题。他受命后，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这时出使，正是希特勒趾高气扬之时，西欧有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东欧巴尔干诸国纷纷反共排犹，美国对中日战争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处此形势，深以任务不易完成为虑。
1937年9月18日，百里以蒋介石的特使身份启程赴欧。到达罗马后，在中国大使馆下榻，直到10月上旬，意方才由墨索里尼的女儿齐亚诺夫人出面设宴，墨索里尼则避而不见，但总算通过齐亚诺夫人的口角春风，齐亚诺才约百里于10月12日相见。
百里与齐亚诺的交谈丝毫未解决问题，便想只有直接见到墨索里尼一面，或许能打开僵局。因而，他心生一计，请驻意大使刘文岛于10月20日设宴为史丹法尼(意籍中国经济顾问)和他本人洗尘。结果应邀前来的有六十余人，是使馆少有的一次盛会。百里即席发表演说，首先说道：“我和世界人们一样，现在也到罗马来了。”这句开场白引用罗马的古代成语，意大利人引以为荣，因此满座为之歆动。接下去谈到世界上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家，今天存在虽也不少，但是比较强大的，只有中意两国。这两个国家历史上没有仇恨，没有战争，真正做到和平共处。这一席话讲得大家笑逐颜开，不断地发出掌声。百里演讲刚完，听众都不约而同地趋前握手，表示内心的共鸣。第二天，意大利外交部一个高级职员向百里的随员薛光前索去演说底稿，第三天，中国大使馆就接到意外交部的通知： “林谦(即领袖之意，意大利以此称墨索里尼)约蒋百里将军于25日相见，特烦贵大使传达。”
25日下午6时，百里到威尼西亚宫与墨索里尼相见。这时候，国际上调停中日战争的九国公约签字国将在比京开会，意大利派员参加。所以墨氏提心吊胆地害怕百里提出要求，请意方代表在会议上发言支持中国代表的提案。百里深察墨氏心事，故避而不谈，把话题引入到日德意三国成立防共协定的问题上。“听说贵国将参加德、日防共协定，敝国人士引以为忧。日本以防共为幌子，其军事行动是自北而南，其目的并非对苏，而在破坏中国之独立与统一。”这一番话，使得头大身短的一世之雄墨索里尼大吃一惊，半晌挣不出半句话来。约摸过了五分钟，墨索里尼才结结邑巴地作出一个极不自然的答案来：“这是无所谓的问题，德日签订防共协定，而中德两国友好如初。假使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定，我断言绝无伤害中国之意。”随后，又谈到欧洲形势、国联等方面的问题。当墨氏谈到国联制裁意大利，中国代表没有支持意方时，百里认为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日本侵略中国，同一侵略性质，如果中国承认意大利用兵东非为合法，就等于间接表示放弃东三省。于是，他回答墨氏说：“中国有中国的困难，对贵国虽愿效劳，怎奈自己有自己的立场，对此无能为力。”最后，百里谈到中意物物交换问题，墨氏欣然同意，并叫齐亚诺同百里详作商谈。
次日，意法西斯举行大会时，墨索里尼向史丹法尼盛称百里的使才，并对昨天的会谈表示兴趣。
10月28日为法西斯党进军罗马纪念日，百里会见了百忙中的齐亚诺，请齐对11月3日在比京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的会议，多多为中国帮忙。但齐却滔滔不绝地谈到：“中国以保存国力为上策……而那些鼓励贵国抗战到底的国家，意在牺牲中国以削弱日本，对中国是不肯以一指相助的。”百里对齐的胡言乱语早已不愿再听下去了，便以严肃的态度斩钉截铁地打断齐的话说：“你谈话的动机也许是可取的，但中日之战乃是日本侵略中国，而中国进行抵抗。侵略一天不停止，抵抗也就一天不会停止。”
与此同时，日本对欧美各国也正在展开全面外交战，劝诱意大利加入防共协定，开展日、意经济合作等；中国国民党军队在京沪线上大溃退，也使国际观感为之一变。百里处此险恶的环境中孤军奋战，但他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他从罗马到柏林，会见了德国外交部长和德国第二号人物戈林将军。在交谈中，戈林讲到中日“战争继续打下去，我认为对双方都是无利的，不知贵国当局有否接受良好劝告的动机”。百里爽朗地说：“中日之战，乃是日本发动进攻，中国既已奋起抗战，除非侵略军退出中国，决不中途妥协。”接著戈林又讲到“中国逐步接近共产党”，“日本防共不是假的”，日苏两国历史有仇恨等方面的问题。对此，百里避开正面不谈，而绕著圈子指出日本是以防共为幌子，以求遂其征服中国的野心：“日本是东方的工业国，其财富十之七握于大企业家之手，而军民过著牛马不如的生活。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言，日本早已具备，二十年前，《资本论》就在日本销行一百万册以上。”
戈林听到这话觉得很新奇，不禁搓著双手，睁大眼睛想插话，百里却不让他开口。“日本外相广田就是个走亲苏路线的外交家，他曾口出大言，有我广田在位，日苏战争决不至于发生。日苏两国关于中东路的悬案，就是在他的手里解决了的。日本签订防共协定时，他向苏联驻日大使悄悄声明，此约乃对英而非对苏。苏联把这句不能公开的私人谈话公诸报端，弄得广田大受其窘，这件事已成了国际上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了。”
戈林听了百里这番话，闪动著狐疑而又动摇的眼光说：“你的话倒很新鲜。”但又回到本题说：“中国军民的牺牲精神，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你们的力量到底还是不够呀!早点收场对你们也有光彩。”听到戈林这话，百里不免有点动情地说：“我们自力更生，不求任何人的援助。不过，我们的物质条件较落后，对贵国的经济互助和科学指导不能不寄以厚望。”
在柏林，百里见到一年前留德学习的两个女儿，女儿童椎的天真使他在外交的荆棘丛中得到无比的安慰。一天，他带著两个女儿去看汉姆雷特的悲剧(是莎士比亚所作的悲剧)。看罢回来时，他思潮起伏，就以汉姆雷特为起笔，写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后来，这本书在汉口《大公报》上连载时，报纸销数骤增，天未亮人们就等候在发行部门口买报。
这本书，内分十二章。百里以辛辣的手笔批评日本人的性格，是南方情热的人种，又受了地理上的影响，造成了性急、短视和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缺少内省及临机应变的能力。他说：“日本古代以鲤鱼比作武士，只有鲤鱼受了刀伤，临死也不肯动，恐怕(日本人)以切腹而死为光荣的来源就在于此。
日本人吃鱼要活宰，不懂得中国人‘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君子远庖厨’的意义，养成了他们的残忍性。”他在书中所论日本人的矛盾与悲观是：“一方对中国用兵，一方却主张东亚民族大团结，一方崇拜外国人，一方又嫉妒英美。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实在是无一件事不模仿西方：学了拿破仑创造‘莱茵同盟’的故智造成了‘满洲国’，又学英国人的故智企图分裂中国”。他还从日本自然条件、历史状况及政治、经济、外交、精神等方面分析了日本的弱点，指出：“日本对中国作战的致命伤在于国家太小，人力有限，野心太大”，“视此土既肥，彼岛更美，南进北进”，“宛如蛇吞象必自取灭亡”。他把当时的日本比作正在盛开的樱花，告诉大家，“当它最美，最盛放的时候，也正是凋谢的时候”。这话成为当时分析日本的一句名言，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最后，他以一段寓言，借一位老者的临别赠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们讲和!”提醒国人，中日战争“不打个水落石出，不拼个你死我活，这战争是万万不能中途妥协的”。
1938年初夏，百里访问法国后偕第四女蒋和转道马赛，乘罗索尔号轮回国。途中接到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欠捷的消息，船长举杯向百里及中国旅客致贺。他非常高兴和自豪，私下对女儿说：“你来看，国际礼貌是不爽毫厘的，我们表现一份力量，他们就给我们一分颜色，你们年轻人应当牢牢记著这个规律。”
百里在甲板上散步，并肩而走的女儿蒋和突然说：“爸爸，你看我们中国人，有的自尊心太重，有的自卑心太深，我以为这两者都是要不得的。我们打日本鬼子，就得老老实实地打下去，打胜了不必趾高气扬，打败了更不会亡在闩本人的手里。您应该抽点工夫写一篇中国自古以来抵御外寇的史料，用以鼓励军心与民气，这也是您应尽的天职呀!”
百里接受了女儿的意见，在船上进入沉沉的构思。船到香港后，他把行李搬到九龙饭店，就在炎热的天气下写成了《抗战一年之前因后果》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百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周朝开辟中原到秦汉统一中国，是完成本国文化的时期；第二时期从汉朝张骞开辟西域到宋未文天祥的死，是养成中华民族同化力的时期，第三时期从宋未至民元，即从蒙古崛起到辛亥革命，是锻炼我们民族抵抗力的时期。”在文章中的末尾一段，百里认为抗日战争除了考试作用外(谁最努力)，还有一种排泄作用。他说：“譬如人类疾病中有一种‘癌’，不是外来的菌，而是自己身体内变坏了的细胞所构成，天幸敌人给了我们一种妙药，将这种毒细胞尽量地吸收过去(汉奸)，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变得清洁和健康了。”
后来，这篇文章在武汉发表，轰动了中国战时的文坛，都说文章分析得好，比喻得好，誉称百里为战时的文坛健将。
这时正是抗战最艰危的阶段，武汉成了中国战时的首都。百里应蒋介石的电召，到汉口汇报在欧洲接洽的经过。蒋介石还鉴于时值国联开会，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英国，应当在国际联盟提案制裁日本，因而清百里写一篇警告英国的文章。百里欣然应允，很快写成《为国联开会警告英伦人士》一文。
他首先把别人诋诽国联的活做了文章的帽子，如用希特勒的话说：“国联乃是一根稻草，中国想抓住这根稻草渡河。”接著用一位法国记者的话说：“日内瓦碧绿的树林里，露出半截白石砌成的宫殿，远远望去，分辨不出到底是和平之宫还是和平之墓，但是近前一看，才知道这是一所豪华的病院，一进门就听列沉痛的叫喊，叫喊得最厉害的是受了空袭的伤病员(指中国和西班牙)。……”借此，百里抒发了自己的见解：“……日本亚热带的民族不宜高寒，而且西伯利亚的资源远逊南洋，所以它北进是不可能的。”并直接点出中国抗战与英国远东利益的关系：“我们这次抗战，是替英国打头阵也是替国联的和平政策守住最后的堡垒。”
随著中日战争的扩大，中国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丢失，国内的亡国论也甚嚣尘上。对此，百里非常愤慨。为了鼓励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必胜信念，他发表了《抗战基本观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古论今，分析了工业落后和武器不如人的国家，同样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提出：“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就决不能取胜，那么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器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能够获得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用这个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强者未必永强，弱者未必永弱，弱不一定就不胜，强不一定就不败”的道理。接著分析了几座大城市的得失，与战争全局并不发生大的影响。他说：“我们是农业国家，工业国家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与中国的抵抗力完全没有影响。”他指出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想屈服中因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的目的，在届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届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他谴责日本假口防共，是自欺欺人之谈。“说共产是思想问题，若渭威力可以压制思想，世界上就绝对不会有革命问题发生，也无从有新生的国家了。……凭著日本二百万军队来防止中国赤化，等于俄皇尼古拉用禁卫军压迫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
百里还写了《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一文，讥诮日本还够不上和他的盟友并驾齐驱：“一个陷人坑，第一位英雄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仍然走上了那条路，一样地陷下去。”“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唱反共，只怕还够不上掉在陷井的中央，只能掉在陷井的角落里。”
百里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是持乐观态度的，他深恶痛绝“视外围人之势力为绝对之不可抗。。他说，要是这样的话，“中国除永远沉沦之外，别无它法”。对抗日战争的总方针，他力主实行持久战。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他分析日本的国情后，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在战略上利在速战，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所以，“对付日本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军事-匕反其道而行之”，“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有力无用处”。基于这一思想，他拟定了建立民军的三条组织大纲：第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第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兵力宜少；第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百里认为抗击侵略的战争，应该启发全国人民的爱国心及其自尊心，使人人乐为国家效命。他说：“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的自发性，决不能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并认为当今世界，轴心国作战，人民处于被动的地位，民主国作战，人民处于自动的地位。如果轴心国与民主国破裂，战事的第一阶段，轴心国以团结对付散漫，以有准备对付无准备，可能处于压倒优势，而战事拖延愈久，散漫的也团结起来了，无准备的也加速完成准备了，那时候，民主国必愈战愈强，轴心国将由涣散、枯竭而趋于毁灭。他的这一分析，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遵循的发展规律。
1938年10月，汉口未撤退寸，百里自告奋勇想到西北军中服务，蒋介石却请他担任陆军大学校长。陆大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校长一职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因此百里一再谦辞，只愿居教育长之职。最后蒋介石决定，百里以代校长名义全权主持校务。
不久，武汉即准备撤退，百里奉命将陆大由湖南桃源县迁往贵州。在长沙暂住时，他夜以继日地整理了陆大讲演的两个题目。第一题为《参谋官之品格》，第二题为《知与能》。
百里认为：参谋二字是从日文中译来的，我国原来叫做“军师”或“幕宾”，姜太公被尊为“师尚父”，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时告以“读此可为王者师”。如此说来，参谋长便是帝王的先生。他说：姜太公穷得以钓鱼为生，周文王礼聘至再才肯出山，这便是参谋官的“品”，张良世代为朝相，韩亡后散尽家财誓为故国报仇，不惜牺牲一己，这便是参谋官的“格”。他赞颂张良和诸葛亮的品格，说“诸葛亮一直等到先生三顾茅庐，然后才‘感激’，才‘驰驱’，而一出茅庐之后，人家把皇帝送给他做，他却报之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告诫参谋人员，要以先贤为样板，尊重自己的荣誉。他说参谋官的地位由“军师”降为“幕宾”，虽不在三军主帅之上，但还是处于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自从中国成立新军以来，参谋长再而为军曹，甚至成了司令官的“马弁头儿”，可以招之使来，挥之使去。今天要恢复参谋长的荣誉和原有地位，只有拿人格去争取，如果不能自重，休怪别人不肯敬重我们。
百里对《知与能》的阐述极为精辟。他说，学问是要去求才能取得的。求就是仰面求人，不一定教授可以教你们，一个士兵也可以给你们宝贵的经验。他强调讲学问一定要有大海般的心，才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细流。其次脑子要软，软得象水一样。世界上最软的东西是水，盛于方则方，盛于圆则圆，大路流不通就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就走地下的路。这便是能够改变自己适应环境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脑子硬化，就不能接受新的事物，就没有求学的资格。他指出： “各种地形不同，各种敌人的情况也不一致，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件事是象演戏一般完全一致的，每次都有新的情况，全靠我们能虚心、能体验、能适应。所以能变就能打胜仗，不能变就不能打胜仗。这是讲学问的基础常识。”
他曾命学员把手表都交上来，从中检查了十只手表，发现有三十分钟的差距。他说：“中国人不认识时间的重要性，是个最大的缺点。在这三十分钟之内，如果德国跟捷克作战，他们的飞机早巳粉碎首都布拉格而有余。”教导学生珍惜时间，求知求能。
百里到达桂林后，应桂林市政府筹备处处长庄仲文之请，发表了十点关于国事的意见。要点是：
第一，兵力宜集中使用，而训练新兵则宜以营为单位。军政部的职权在于物色合格的帅级人才，……每营集中训练，单位不大，经过三个月的训练，自可成立巩固之单位。每营训练成熟，然后集合成师，则全师亦有坚强之战斗力。这就是孙子所谓“治众如治寡”的道理。
第二，军事期间，电信频繁，电报积压，往往数日方能到达。各省当局私人应酬电报，阻碍正常业务，宜予以切实取缔。
第三，目前各省公路，大多崎岖难行，致车辆之汽油消耗增加，机件损毁较易，而汽油机件均为舶来品，应尽可能求其经济使用。各省因增强修路队而雇用民工，民工所费仍在国内流通，楚弓楚得，亦殊值得。
第四，现在一般人习于坐汽车，汽车车辆异常缺乏，故各站宜尽量利用其他工具如马车、骡车、人力车等，分任运输之责。亦可组织挑夫队，每五十里为一站，用以疏散人口和搬运行李。
第五，有各种新工具、新武器而不善使用，则有等于无。故使用武器之重要，尤甚于有好武器，此点必须向部队说明。
第六，抗战时不宜好高鹜远，要有若干飞机、大炮、坦克车，才能克敌制胜，这是目前办不到的事。应将现有武器合理地用在抗战上。
第七，提倡科学不求百废俱兴，宜因陋就简，集中人力物力于一门，则较经济合算。
第八，湘军每营有夫一百六十名，故部队行止自如，其后兵革久废，遂有营长吃缺之举，北洋派鉴其弊害，而有取消夫额之章，故北洋军队到南方必拉夫，引起民怨沸腾。而军无辎重，即使攻克一城，士兵弹药已尽，必不能进行追击，以收克敌致胜之战果。
第九，我国近年建设，固无统盘计划，往往因局部之利而成全局之害。如石家庄滹沱河，蜿蜓曲折，本为足资防守的要地，但当地土豪争设水坝而阻上游，形势遂坏。故各建设之始，必须研究历史与地理，方免恶果。
第十，抗战以来，通都大邑以为必可坚守者，往往不崇朝而失，而台儿庄、广济等不甚著名之地，反获胜仗。今后抗战，宜求战志(士气)之坚定，而异日和平之后，更宜确定军队战志，以备未来之国患。
百里在桂林成天演讲，累得精疲力尽，一天，他神色败坏地跑回来，倒在床上不能动弹。夫人左梅劝他屏绝应酬，在桂林多住几天。他焦急说：“我到桂林已一星期了，一日不到校我的心一日不安，我们到遵义再静养不迟。”
百里到达宜山县城时，知自己病入膏盲，乃分付暂住省府招待所乐群社。这时，广州的第八军分校及浙江大学都已疏散到待这里。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百里又是求是书院的高才生，故该校与他的关系特别亲切。当知百里到宜山后，两校的学生每天潮水般涌进涌出，使左梅的照顾发生了很大的麻烦。
百里在宜山住到第五天，决定第六天启程赴遵义。就在这天晚上，陆大教育长周亚卫由贵阳赶到宜山向百里报告扩中近况，周还说到路上遇到土匪开枪的危险情况。左梅趁机劝说百里再住几天，等路上太平点再走。百里却漫不经心地回答：“不见得土匪就向我们开枪。我们已决定了明天走，不要随时变更，就是有危险也得走。”可就在这天晚上，百里患心脏麻痹症与世长辞了，享年仅五十七岁。
百里的噩耗传出后，举国朝野为之震动。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并由政府及地方当局襄办丧务，将遗体葬于宜山的鹤山。后来运回杭州，改葬于南山公墓。
百里五女，昭最长，未笄而卒，次第为雍、英、华、和，都为海内外最高学府毕业。1946年，蒋英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结为伴侣。左梅夫人随三女蒋英、五女蒋和居住北京，于1978年在北京逝世。
蒋百里一生著述宏富，其军事著作大部收入《蒋百里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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