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很小的时候，喜欢过年。因为可以撒娇缠着奶奶要红头绳，把短得不能再短的头发揪两个冲天辫，然后穿一身火红的衣裳光明正大地做“坏事”，连欺负小伙伴都那样耀武扬威——过年没人会上门告状，过年爸爸不会打我。
三岁去体校学滑冰后，渴望过年。只有这时候才能看见父母，看见亲人，有人抱我，给我好吃的，而不是一个人，因为又小又黑又丑，被队友们仍在一旁，咬着嘴唇，偷偷抹眼泪。
童年时代，害怕过年。那时候父母外出经商，杳无音信，家族的人聚在一起喜气洋洋，只有我是多余的，没有人祝我新年快乐，没有人多看我一眼，只有爷爷不停念叨“把你爸爸拉扯大了，还要替他拉扯你这个拖油瓶”。念叨念叨，我的世界就开始只有我自己，没有节日，没有新年，没有欢乐。
然后，没有声音。失聪后，不愿过年。那实在是一种煎熬。父母回来了，发迹了，人前人后家里家外风光无限，我却听不见了。可是，我却必须规规矩矩地做小辈，规规矩矩地守岁，规规矩矩地和大家一样端坐在电视机前，看他们笑得前仰后合指手划脚，那样茫然。
十五年，从不愿到恐惧到麻木。过年离我越来越远，我渴望的憧憬的感觉，都像被封印的标签，愈久，愈被遗忘，愈被遗忘，灰尘愈多。
2006年春节，应该是我重新能听到后第一次回家过年。很多聋人如我一样，在手术后说人工耳蜗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叫“新生”。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很天真，我想，“新生”之后，是不是可以“新年”？
满是欣喜，热烈而兴奋地期待，这个“新年”，就这样开始了——
1月27日（腊月廿八）
在中国，最大的感受就是“多”，人多钱就多，想想，即使一个人一分钱，聚集起来也是很多人一辈子无法企及的。因此，无论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都是朝钱看齐的，所以，市场经济开始财富崇拜，所以春运开始涨价。
飞机比火车人道点，离春节还有十天才开始进入春运，明码实价，一分不折。从西安到哈尔滨1870，我好生心疼这么多银子，早早和母亲说坐火车回去，母亲一下子急了：“四天三夜，人多得要命，你耳朵又不灵便，坚决不行！”好多钱好多钱啊，我犹豫了三天，还是狠不下心来买机票，母亲用几近哀求的语气说：“我们过年什么也不买，钱都留给你坐飞机还不行么？”我还是没听话偷偷去了火车站，结果让我吓一跳！1月10号的时候，25号的票已经全部卖完，而售票员竟然告诉我，25号的票15号才可以买。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啊，10号就已经全部售罄，15号能买到岂不是太阳从西方升起来了！回家的路上买了一份报纸，一看，又吓一跳！斗大的黑字标题“上百名农民工穿着成人尿不湿挤火车”。讪讪了好一阵子，终于决定放弃火车，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四天只穿一片尿不湿，估计前边不湿后边也得湿得很彻底。
地球也开始哀伤了，因为天气越来越异常，不但山东出现了罕见的暴风雪，陕西的雾竟然也开始比四川还浓密。
西安从23号就开始下雾，一天大似一天。我也从23号起就开始给母亲发手机短信，反复磨叨一件事——这家能不能回还是个问题。母亲笑话我是个神经病一样回复我，今天下雾明天还下雾啊。
结果27号西安不但下雾，而且下得吓人。我坐在车上感觉像坐上魔幻穿梭机，什么也看不见。我忽然想起曾经写过的一句诗：“前方不明，后方模糊”，真是谶语啊。弟弟笑着骂我，你还有心情酸啊，估计赶不上飞机了。我也笑，我说放心吧，这天怎么飞，肯定都晚点。他说，能飞，昨天我才送完客人。我一下子笑不出来了，因为出发前我特意查过航班，如果错过今天这班，初六前再没有飞机了。
8点50停止检票，7点我就出发了，我家出门拐了弯就是环城高速，平时五分钟就到的，可是8点我们才上了环城高速。结果还封路了。我当时真想下车，扒住横在那里的警车像演电影一样嚎啕，警察叔叔行行好吧，我要赶不上飞机啦。
弟弟也真是神勇，竟然在前方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超水平发挥，用了比正常情况下还短的时间把我送到了机场，还给我留了三分钟换牌时间。结果我气喘吁吁换完登机牌，才发现所有登机口的大屏幕上都是从上到下成排的大红字“延误”。我从9点坐在那里，那些数字不停变化：9：30，10：00，10：30，11：00.候机大厅里人头攒动，椅子上坐满了人，站着的比坐着的还多。我目光向下，调向地板，看着各种各样的裤子从眼前晃过，看了十分钟，觉得无趣，便给母亲发了一个短信：没赶上飞机，回不去了，你们自己过年吧。没过两分钟，母亲回话说，你打电话过来自己和你爸说吧，他开骂了，我挡不住。打父亲的手机，竟然是母亲接的，而且用慌张的声音对我说：“你爸不接”，话筒里竟然还有父亲咆哮的声音。我顿时觉得更加无趣，大过年的，竟然连幽默细胞都没有。
只一瞬间，就没了开玩笑的心情。只好一板一眼的和母亲说，西安大雾，飞机全部延迟，几点起飞还不知道，再联系吧。挂了电话，人就开始发傻，惆怅，也有疲惫。我以为过年就该是喜庆的，可以很随意地玩笑，很随意地说话，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别人也是笑着的……可是，我错了，原来很多人很多事，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心境改变而改变。以为自己心口满溢着喜悦，全世界就都是这般模样，实在是傻的。
因为早晨7点就出了家门，急匆匆没顾得上吃早餐，机场的东西又贵又难吃，就一直饿着。好在11点的时候，终于让我们登机了。检票时瞥了一眼大屏幕，发现有一趟八点去银川的飞机竟然还处在“延迟”状态，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应该感谢么？感谢一天就这么一趟去哈尔滨的班机啊，所以我们不用按时间先后顺叙依次排队延迟；还是应该愧疚，毕竟中国人还是讲究先来后到的。置身推来搡去的人群里，我只能让自己全身上下都一片空白：13亿中国人民投身轰轰烈烈的“春运”运动，谁都不容易啊！
飞机磨磨蹭蹭半个小时后才起飞，飞到太原又停一个小时，再飞，飞到哈尔滨已经是黄昏日暮了。出了机场我是又饿又冷，母亲心疼地说：“管它回民不回民呢，给你猪肉也吃，总比不吃强吧。”我垮着脸，有气无力地想，有猪肉吃还好，可是只有两个一元硬币大小的馅饼一包花生米，非常庆幸的是馅饼是牛肉的，否则我铁定晕倒在飞机上，饿的。
两个行李都是哥哥拿着，父亲只看了我一眼，转身，甩手，大步前行而去。母亲握了握握冰凉的手，说：“别理他，他就那德行。”我叹了口气，没敢说自己很累，只是挤出一个微笑给母亲，我说是我不好，我不该开玩笑。
这就是我千里迢迢奔回来的“家”，找不到可以随意可以舒适可以收容你一切的感觉。从小到大，一直的一直都是这样，小心翼翼地说话，小心翼翼地看着父亲的脸色做事。母亲这些年唯一的成就就是把我教育得如她一般，全家人都以父亲为中心，他的喜乐就是我们的。这也是我成人后，努力逃得远远的原因。但是过年，我必须回来，否则，母亲不会有丝毫的快乐，这个家，也不会有所谓的“过年”。
在飞机上看了一篇文章，很是羡慕作者，她也是自由撰稿人，新年的时候一个人去小镇，去体会在行走中的新年是什么感觉，而她的父母全力支持她。看完文章，我把目光调向窗外，云朵很白，我却觉得周围都是灰色。我想如果换成我，父亲会给我唯一的答案就是：你可以不回家过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死了，一种是你死了。
想想，就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大过年的，非要去想这些“神经错乱”的事情。
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听两个人吵架，都在说对方的不是，说自己的不容易。很多陈年旧事都这么一层一层被剥开。最初，我还劝解，后来发现，他们都不在乎我的劝解，只是想说，谁也听不到别人的话。只好任他们说。母亲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因为她是不敢指责父亲的，她只敢私下底和我抱怨。
在父亲口中，所有的错都是母亲的。他说，他的一生都被母亲毁了。我一个字都没有说，我忽然发现，生在这样的家庭，重新听见是另一种不幸。很多次，我都这样想，我愿意继续做一个聋人，活在很自我的世界里，没有人惊扰，没有被迫的承受。
很晚很晚，我说明天还要去爷爷那守岁，睡吧。
1月28日（腊月廿九）
记得小时候，三十都是要聚集在爷爷奶奶那儿的，这是家族的习惯。后来这个家族因为钱父子反目兄弟疏离。一家人好多年都没聚在一起过了。这是我能“听见”后第一次回哈尔滨过年，我对母亲说，这次回去，不只是过年，也要调节一下两边的关系，父亲那边的，母亲那边的。想来，他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却都过成了和亲人“断绝关系”，我怎么想，都觉得失语。
以前是二叔条件好，二婶觉得兄弟几个都没什么出息，近不近无所谓，所以十几年他们一直都不和大家一块过年。这次二叔主动约了父亲一块儿回去，父亲还一直念叨他有什么企图，我笑着对父亲说，回去就好，有图也是图我，你想那么多不累啊。
原以为父亲兄弟五个总算是聚齐了，这个家族也算是“完整”了，可是三叔又没出现。问了母亲才知道三叔经历了十几年的铁窗生活并没有使他的心变得平和，出狱后去广东又惹事了，被人在脸上砍了两条疤痕，爷爷、小叔给他的几万块钱也花光了，没有脸回来见大家。
父亲兄弟四个在客厅打麻将，几个婶婶在小叔小婶的房间话家常，母亲、奶奶在厨房做饭，爷爷死不放手，拉着我发牢骚，说几个孩子不成器，说社会的种种不“正常”现象，说奶奶的无理取闹……我只是陪着笑，安慰他，因为我发现他和父亲一样，是听不进劝的，也听不进相反的声音。这让我无奈，也惆怅，因为我发现自己做了人工耳蜗之后，几乎都扮演着一个角色——听筒。
上厕所的时候，我才安静了一下，我把耳蜗摘下来，关掉开关，慢慢放在椅子上。蹲下来看着它，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小声对自己说，娜娜，你多么可怜，你见过在卫生间里哭泣的女孩么？你见过只有躲在厕所里才有安宁的人么？
原来失聪，也是幸福。这道理，一定要到失而复得之后，才能深刻体会。
出了卫生间就睡，是真的累了。两天没有休息好，一直在听人发牢骚。醒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春晚。二叔一家已经走了，终究是不能一起守岁。也许，他们所谓的成年人就是这样的，很多事情都不过是应酬，是形式，而不是情感的自然流淌，或者汇聚。
我兴致勃勃地坐在电视机前，只一分钟，就泄气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坐在电视机前不到半米，却听不清楚台词。母亲看到我茫然的样子，一路把声音调到了35，父亲大吼：“干什么啊，耳朵都震聋了！”我垂着头，拿着小板凳起身，再把板凳轻轻放回卫生间。母亲也跟着出来，我连忙把眼泪憋回去，冲她笑了笑，没事，这些年不都这样么，习惯了，没事的。
没事的，我只是觉得悲哀。做了很多年的梦，醒来，依然是破碎的。我做梦都想能够正常地看电视，依然是不能，并且，再不能做这样的梦了。那一刹那，我知道自己成了第三种人，是做不了听觉健全的人的，往聋哑人那边靠，又不懂手语。硬是被两边都扔出来，孤单得非常彻底。
这个除夕过的，失聪以后的恐惧和茫然全部都回来了。
1月29日（大年初一）
因为爷爷奶奶买的是现成的饺子，母亲没有留在那边守岁，十一点的时候就拉着我们回家，自己回来包饺子。家有正宗穆斯林就是这样的，我们早已习惯了母亲的非“清真”不吃，谁也没当回事。
吃了几个饺子，坚持到敲钟，年也过了，剩下的就正常生活吧。反正摘下耳蜗什么也听不见，一觉睡到天亮。起床后却发现父亲母亲哥哥都在睡，等他们睡醒才知道，原来半夜开始，一直有人来拜年，我在里边听不见可以睡得死死的，他们可惨了，一直折腾到天亮。因为有人喝多了，意识模糊，赖在这里一直不走，他们也只好陪着。
过年了，也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开心一下，放纵一下。可是还是觉得失落，什么时候开始，过年过得这么累了？面子要，应酬要，规矩要，习惯要，传统要，只有心的感觉不要了。
谁能想到，这年过的竟然是大年初一全家都在睡大觉。只有我一个人捏着三个红包发愣。红包是早就封好的，本来打算去银行换成新币，但是年前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拿了号码，去一公里开外的超市转一圈，回来前面还有二十几个人，又跑去另一方向的超市转了圈，回来还有十个人。好不容易快到我了，保安像赶鸭子一样喊：“下班了，都走，都走，快走！”折腾了三天皆是如此，我想想算了吧，旧钱做红包也好，怀旧念旧恋旧，银子总是旧得好。
傍晚的时候，大伙终于都醒了。等他们洗漱梳妆完毕，我把三个红包一一递过去。小侄女自己躲到屋里抠了半天，然后蹦蹦跳跳出来亲了我一下，说谢谢妈。我半真半假地嗔她：“和你说多少次了，没人的时候别叫我妈，有人的时候再叫，可以帮我吓走一帮追求者。”老妈笑着捶了我一下，接过红包直接锁到柜子里，我心里惊讶她什么时候对钱这么淡定了，以往都是偷偷翻我钱包的，怎么躲也躲不住她。“你也不拆开看看多少？”老妈扭头一笑，“不用看，五百。”见我瞪大眼睛，她又继续说道：“你总给我邮钱，刚上班时每月就是这个数，后来是一千两千一万，我都摸熟了，这几个数一摸就知道多少。”说的我一下子惆怅了。为什么很多定律到我这里都拐弯了呢？从小我就没收过压岁钱，父母有钱的时候都是他们给别人，别人给我的从来都由他们直接挡回去，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后来家庭变故，穷困潦倒的没人落井下石就不错了，别提上门交往了。再后来，我就上班了，开始替他们送红包，到现在这个年纪，连他们也要给红包了。
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像一场反向书写，一切都颠倒过来。该享受的享受不到，不该背负的却统统都背负。
因为这三个红包，大年初一，算是皆大欢喜。
1月30日（大年初二）
我从来没有在大年初二见过亲人以外的人，这一次例外，也算是我长大成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一项进步吧。当然，这是玩笑话，真正的理由是父亲的朋友来了，坐在一起喝酒聊天，我才可以外出，否则，父亲铁定是不许我在初二出门见朋友的。
出门前他还喝住我：“干嘛去？”我说约好了去见一个朋友，是逸尘谷的家人。父亲说，男的女的干啥的。我说男的，干啥的不知道，我没像你一样查人家户口的习惯。父亲又问，什么朋友。他那些朋友都扭头看我，一个个都快爆笑了，眼神分明都在说，遇到这样的爹，我们真是同情你啊。我没好气的说，男朋友。看他又要张嘴，我先堵了一句，约会去，私奔还不行啊。
走出门就忿忿，我都快奔三的人了，因为他的这种教育方式，我的朋友寥寥无几。以前是被迫着孤僻，现在是喜欢上孤独。习惯是可怕的东西，沾染深了，就无药可就了。我说我爱上了孤独，喜欢一个人呆着，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我有病，说这样不好，这样不正常，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只有一个男人说能够享受孤独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这就是成为大家的潜质。这个男人，就是我爱的人。爱他，因为他像刻在我骨头里一样的懂我。
人这一辈子，爱你的人会很多，懂你的人却不多，爱你的懂你的和你那样默契又让你感觉舒服的，很多人，也许一辈子都遇不到。
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时候，爱一个人要告诉自己为什么爱他，到了现在的年纪，已经说不出为什么了，并且从不去想为什么，只是觉得舒服。这世界上，总有一个人，让你看见他，就觉得恬淡宁静，如果你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小心翼翼地去说话做事，我想，我如果不会崩溃，也会格外悲哀。
幸好，还有这么一个人。让我还有想说话的欲望。否则，越来越希望自己是个哑巴，可以光明正大地不说。
比如大年初二去见的这个男人，应该是爱我的，他自己一直这样强调，虽然中间拐弯过，但是理由很充分，因为我说没可能，他便去爱别人，是为了忘记我。他指责过我，似乎很哀伤，说我总是强调他不是真的爱我，却没想过我爱不爱他。我仔细想了想，说的有理，事实如此，我断然不会爱上两种男人，一种是开口就问何时结婚的，一种是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前者是可怕的，我不知道他是因为爱我才结婚还是为了结婚谁都可以爱；后者是可怜的，这样等价交易的爱不是我要的。
我一直都害怕和未婚的男人交往，因为稍不留神，就会把自己扔进一个漩涡。多年前就遇到这样一个男人，他的经典名句至今都让我惊心动魄——“如果我得不到你，宁愿毁了你，也不让别人得到你。”我为这句话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对男人充满了恐惧。
有时候，爱与不爱，怎么说怎么做，都是错。因为这时候的人，总愿意把自己的付出自己的痛苦放大，他只知道他是多么的不公平，自己付出的有没有回报，从不去想你的心你的感受，甚至，你需不需要这些付出。
能够平稳后退的人毕竟是少的。像他说，永远为你祝福，只要你快乐。他说，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么？我说是的，好朋友在大年初二趴在肯德基，说一些后来我都记不起的话。走出来的时候，就像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我没有回头看他，我告诉自己我没哭。
想起有一段时间，自己像个精神分裂的人，对每一个我发现苗头的男人喃喃，我说不要爱上我，请不要爱上我，因为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后来，都成了谶语，一个又一个，非要垮过这条界限，跳过来容易，再回去，我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对了。
只好说再见，说到自己抑止不住哭泣。为什么生命中的很多美好，总有人要拼命地掐碎它，然后还要你完美无暇地去爱它。
我承认，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我心中的圣洁，如果被玷污，宁愿丢弃，也不拾起。
后来我告诉自己，选择在这天出门，也许本身，就是想要一场了结。
君子之交，淡如水。
1月31日（大年初三）
今天去外婆那儿，算算，也有六年没回来了。外公去世以后，那个家就分崩离析。外公留给母亲的房子被大舅偷偷卖掉，还是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多少有些落井下石。虽然我一直劝慰母亲，相信我，我会让你住上更好的房子。可是，人心里多少都不是滋味，包括我。
两万块，姐弟情绝。我怀疑人的感情到底有多重？不但可以买卖，甚至可以贱卖。
因为大舅初四去，我们便初三去。男人打扑克，女人打麻将。我守着表姐的儿子。孩子快百天了，我不能参加抓周，只好先送一个护身锁，大姨很在乎这个，把我冻得哆哆嗦嗦挑了两个小时还不是很满意，没办法，那玩意都那么俗气。
我抱着他，只觉得粉嫩得可爱，半天的功夫，就见他吃吃喝喝拉拉睡睡。我觉得好生可爱，一直嚷嚷自己也要生一个。大姨瞪我一眼，指着挂了一屋子的尿布对我说：“大作家，你以为这些都是写文章？”我一下子不吭气了，心里却还憋着劲。表姐打两圈麻将的空当儿，这孩子又睡着了。我动也不敢动，硬是抱了他一个小时，后来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见我垮着脸，老妈揶揄道，还要儿子么？我恶狠狠地答，要，你给我养！老妈很潇洒地挥手，做梦吧，你。
我还是想要一个儿子，等中国有了全自动机器人以后。
2月1日（大年初四）
表姐一大早就来电话，父亲不肯接。不用说也是叫我们去外婆家，父亲不肯去，所以干脆不接电话。我只好对表姐说，我能搞定，放心吧。
结果还是把父亲母亲拉了过去，跟他们说了好半天，做人要宽容大度之类的话，让他们充分向我学习，嘿嘿。
父亲刚进屋，小舅就让位子，说出去有事，让父亲接他的牌继续打。谁都能看出来小舅在打圆场，全家人都希望母亲和大舅能和解。父亲扭身走了，去了大姨那屋。蛮正常的，我对此表示理解，也觉得只有叹气的份。中国人都这样，被伤害的遇到道歉、和解，总是要装一下，总不能白白被你伤害吧。
我和大舅说了两句话就赶过去，这边哄完那边也得哄啊。还没等开口，表姐就火上房一样拉着我往外走，说两个妹妹可能去网吧了，都三个小时了也没回来。一家人都只对网络懂些皮毛，一副洪水猛兽的说辞，小姨吓得不行，怕妹妹学坏了，慌慌张张把我和表姐往外推，让我们去找。
零下二十几度的天，走了三个小时，耳朵手指头都冻得没知觉了，直到表姐都说受不了了，我才觉得自己更受不了了。回去进屋眼泪就下来了，母亲心疼得直嗔小姨，找你女儿冻我女儿。我还没缓口气，母亲说你爸走了，咱俩赶紧回家，要不他该生气了。我的脑袋一下子大了，肯定是他憋气了，否则不会不告而别。
外婆她们都很不高兴，让我暖和一下吃了饭再走，她们都知道我从早晨开始就没吃饭，为了我爹和我大舅，一直饿着肚子。我说算了，我要是吃了饭，这事就没完了。好多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信命了，我以前一直不服输的。我说现在依然不服，但是和信命是两回事。比如我生在这样的家庭，不就是命么？得认，但是会想法改变，不能改变，就努力让自己快乐。
松口气的是，父亲并没有冲我和母亲发脾气，只是对我说了一句话：娜娜，不是爸爸不宽容，是世态炎凉，人都是势利眼的。
那一刹那，我忽然想落泪。其实我的父亲也很苦，这些年，因为生活的压迫，他几乎输掉了一个男人的尊严。
2月2日（大年初五）
去了小学老师家。她很激动，已经没有同学再去看她了。记得小时候，她总对我们念叨一句话：好学生长大了，很少记得老师；差生却记得很牢。因为好学生一帆风顺，老师很少管，差生却常常耳提面命批评他们。长大了，我们就会发现，严是爱，松是害。
从小，我就发誓，我要打破老师这一论断，起码要打破她的。见到我的时候，她也确实这样说的，没想到这么多年，一直惦记她的是她曾经的班长。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父母音信皆无的时候，是她把我接回家，像女儿一样照顾我。后来我寄居爷爷那里，因为穷，我带的饭菜都是白菜土豆，她总是把自己鱼啊牛肉啊要和我换，我那时候因为自卑造成了很严重的自尊，执意不肯，经常把她气哭，我也哭。她为我不肯吃而哭，我为有个人这么疼我而哭。
后来，她成了我干妈。我说干妈，等你六十大寿的时候，我要把同学都聚起来，给你做寿。她又哭了。
他们一直在谈我，我像一个乖巧的孩子，安静听着。
晚上，请他们一家吃饭。为此，老师一定要明天回请过来。我笑她这些年没学会圆滑，却学会礼尚往来。
她说，只是找个理由，坐在一起说说话。
2月3日（大年初六）
今天我生日。以前一直过阴历，每年都不是一个日子，搞得人人都烦躁，毕竟现在喜欢传统物什的人不多了，即使喜欢，多半也是附庸风雅，比如中国旗袍，古典诗词，等等。很多人都分不清什么叫阴历什么叫阳历，只是对我喊麻烦。
只好从此以后年年都过2月3.小姨小姨夫给我定了蛋糕，让我过去过生日。他们吃喝聊天的空当儿，我睡了一觉。实在是太累了，每天都应酬，身体吃不消。
醒来就赶去老师定的饭店。因为母亲是正宗穆斯林，只要有她，都得吃清真，吃得我一看见蓝幌（穆斯林餐厅的标志）就条件反射。
人家请客，不好不吃，可是中午在小姨那也是同样的理由去吃，又吃了蛋糕。我可怜的胃啊，胀得一夜没睡好。
2月4日（大年初七）
同学聚会都约在今天了，上午高中同学聚，下午小学同学聚。我忙的团团转，还得罪不少上午那帮主儿，人家嫌我走得早。唉。我说我要会分身术就好了。
来日方长吧，没敢说见字如面。怕他们骂我。一上午都在那才女长才女短的，我就是下午没聚会，我也受不了了我，太内什么了。
小学同学有一人放鸽子了。那时候才明白，这情义，情谊，未必是你那么热切，别人也一样，也许你热得通红，人家没当作什么。
几个人一直呆到近午夜，但感觉除了怀旧，什么都没剩下。
回来西安，我第一件事就是解散了那个同学群组。我对鸡肋，一向狠得下心来，放弃。
2月5日（大年初八）
去了初中语文老师家，是我的忘年交。屁股还没坐热，母亲发来信息说父亲的朋友要请我吃饭，问我几点去。我说六点吧。母亲回道，人家五点请吃饭，你六点到，你爸又该骂人了。我只好和老师说抱歉，明天再来。
赶去餐厅，也是屁股还没坐热，母亲又说，明天我们回请他们。我一下子毛了，你怎么不早说，我都和老师说好了，明天和他们一起吃饭。母亲说，推吧。我只好发信息给老师的女儿，也是我曾经的同桌，后来的死党，中午一起吃吧，晚上有应酬。
在他们面前，我只能是孩子，插不上话，也没兴趣，看他们嘴巴在那开合，一句也不想听进去，只想到四个字形容自己：麻木不仁。哈哈。
叔叔的小女儿十五岁，上高中，我小侄女九岁，上小学，她俩说不到一起去，我和妹妹也说不到一起去。她一张嘴我头就大，我连嘴都不想张。我和她说啥啊，说文学还是说人生，她什么也听不懂嘛。不好不说话，怕叔叔觉得不礼貌，最后只好说超级女生，我装嫩地喊我是玉米我是玉米，妹妹一下子笑得直握我的手，说找到知己啦。真是郁闷到家了。
2月6日（大年初九）
见老师，见同学，见死党。被人请吃饭。
晚上请人吃饭。
一天结束。
2月7日（大年初十）
初七小学同学聚会，有一个没来，因为在市重点高中当英语老师，那天正好外国友人去交流，英语老师都留下陪同了，她急得什么似的，也只好失约。因为都是姐妹儿，关系好，她说你走前来看看我呗，我就只好单刀赴会，杀去学校看她。
其实是因为她和我的初中英语老师做了同事，去一次，看俩。我现在做事讲究效率了，怎么发挥最大效益我怎么做，嘿嘿。
不管见什么人，都是谈论我，真是奇怪的事。
无非都是曾经怎么不容易，未来如何光明。我看着人家热情高涨，也不好意思喊“stop”，只好在心里打瞌睡。
无论听见听不见，都觉得那样孤独。能完全明白你要什么的人，太少，太少。
因为下午家里来客人，目的是看我，同学下午也有课，只好匆忙告辞。
临走时她说走前有时间再过来，我应声，心里却想，哪还有时间再过来了，穿过半个城市只为了说说话，这，对我们来说，都太奢侈了。
车启动的瞬间，她透过车窗缝扔进来20元钱，应该是给我的打的费。司机猛踩油门的时候，我整个人向后仰去，心也瞬间失重。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一直学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因为做乞丐的滋味，我受不了。
好心也不行。
2月8日（大年十一）
本来定的8号回西安的，结果母亲故意拖拖拉拉让我没买到票，只好买了10号的。原本想晚走两天，有个时间和父母安静呆会，可是还是应酬，延期应酬。
小舅妈送了我一件衣服，妯娌牌的，还墨绿色的，性感样式，整个晕趴。老妈说你要走了，请大伙吃饭吧。继续吃。
他们在那吼歌的时候，我坐厕所马桶上差点睡着了。
这什么日子啊。
2月9号（大年十二）
原以为今天消停一天，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
可是因为我要走了，我干哥，我干姐，我亲哥，我嫂子，我奶奶，我爷爷，我的这叔那叔，都堆到我家来了。
有俩叔说，娜娜，也不知道你喜欢啥，给你一百块钱，自己买点什么吧。
我说我都26了，不需要压岁钱了吧？
推来搡去还是塞给了父亲，又转手到了母亲那。我不知道这样给钱有什么意思。父亲的朋友，人人都有孩子，你给他一百，他给你一百，他给他一百，给来给去，我算一下，等于谁也没给谁。
给了情分，给了面子，给了……中国人的毛病。
家里人声鼎沸乌烟瘴气，我和母亲都受不了，于是借口去超市买东西，逃——两个人逛街的感觉真好，让她试试鞋子试试衣服，最终都被她死命拉走，这个贵那个也贵别乱花钱。
我说我给你买点什么吧，买点好的。她说你攒着吧，早点买个房子，把我接到你身边，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要。
我忽然想哭，真的，还能有几年呢。当你用手指触到梦，一切就破碎了。
古有忠孝难两全。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开始孝财难两全。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我给了你物质，就难以给你精神；你只要精神，我们就要饱受生活的压榨。
娘，我正在努力，都给你。我一直都没放弃。
2月10号（大年十三）
今天，我要走了。早晨八点，家里又来了很多人，说送我。谁都要送，一辆车根本坐不下，最后母亲说，谁也不送，她自己走。
干妈的弟弟送我走，他开的士，送我回来正好去跑车。
因为家里要动迁，我想把我的书都带回西安，但是实在太多了，只好80％送给妹妹们，自己带10％，实在是太沉了，一个旅行袋。一拎就超重了，估计得有40斤。我只好忍痛放弃，昨晚把书一字排开，睡在它们身边。
早晨母亲说，你舅找了机场的工作人员，超重也能给你送上去，你都装着吧。我欢天喜地地装书，虽然心底觉得这样徇私不好，因为我从来没利用人情做违反纪律的事情。
我每一次做傻事，都是因为书。这次也算。
结果换票时人家才对我说，在北京转机时要取行李，再托运。我一下子傻了，这么沉不说，超重超得还不罚死我啊。
两个大箱子，在北京机场把我折腾惨了。母亲给我发信息我都不理她，我实在郁闷得不行。浑身是汗，全身无力。
换票时两个行李都放上，一看秤，自己主动把装书的旅行袋拿下来，太可怕了，60斤。换登机牌的是个女孩，可能人家看我这身子骨这脸色，再拎这么沉的东西，想想就心疼。冲我呶呶嘴，示意我放上托运。我当时真想给她个大拥抱，真是救了我的命哟。
到了西安，弟弟来接。坐在车上，我一下子就瘫了。母亲发信息问到了么。我狠狠地回道：以后再也不听你们的了，每次听你们的都没好事。下次我自己作主！
母亲说，哈哈，这不是正好让你减肥么，免得你回家几天吃得像球似的。
过年啊过年，果真是过了一年。
2006年3月17日于长安
很小很小的时候，喜欢过年。因为可以撒娇缠着奶奶要红头绳，把短得不能再短的头发揪两个冲天辫，然后穿一身火红的衣裳光明正大地做“坏事”，连欺负小伙伴都那样耀武扬威——过年没人会上门告状，过年爸爸不会打我。
三岁去体校学滑冰后，渴望过年。只有这时候才能看见父母，看见亲人，有人抱我，给我好吃的，而不是一个人，因为又小又黑又丑，被队友们仍在一旁，咬着嘴唇，偷偷抹眼泪。
童年时代，害怕过年。那时候父母外出经商，杳无音信，家族的人聚在一起喜气洋洋，只有我是多余的，没有人祝我新年快乐，没有人多看我一眼，只有爷爷不停念叨“把你爸爸拉扯大了，还要替他拉扯你这个拖油瓶”。念叨念叨，我的世界就开始只有我自己，没有节日，没有新年，没有欢乐。
然后，没有声音。失聪后，不愿过年。那实在是一种煎熬。父母回来了，发迹了，人前人后家里家外风光无限，我却听不见了。可是，我却必须规规矩矩地做小辈，规规矩矩地守岁，规规矩矩地和大家一样端坐在电视机前，看他们笑得前仰后合指手划脚，那样茫然。
十五年，从不愿到恐惧到麻木。过年离我越来越远，我渴望的憧憬的感觉，都像被封印的标签，愈久，愈被遗忘，愈被遗忘，灰尘愈多。
2006年春节，应该是我重新能听到后第一次回家过年。很多聋人如我一样，在手术后说人工耳蜗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叫“新生”。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很天真，我想，“新生”之后，是不是可以“新年”？
满是欣喜，热烈而兴奋地期待，这个“新年”，就这样开始了——
1月27日（腊月廿八）
在中国，最大的感受就是“多”，人多钱就多，想想，即使一个人一分钱，聚集起来也是很多人一辈子无法企及的。因此，无论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都是朝钱看齐的，所以，市场经济开始财富崇拜，所以春运开始涨价。
飞机比火车人道点，离春节还有十天才开始进入春运，明码实价，一分不折。从西安到哈尔滨1870，我好生心疼这么多银子，早早和母亲说坐火车回去，母亲一下子急了：“四天三夜，人多得要命，你耳朵又不灵便，坚决不行！”好多钱好多钱啊，我犹豫了三天，还是狠不下心来买机票，母亲用几近哀求的语气说：“我们过年什么也不买，钱都留给你坐飞机还不行么？”我还是没听话偷偷去了火车站，结果让我吓一跳！1月10号的时候，25号的票已经全部卖完，而售票员竟然告诉我，25号的票15号才可以买。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啊，10号就已经全部售罄，15号能买到岂不是太阳从西方升起来了！回家的路上买了一份报纸，一看，又吓一跳！斗大的黑字标题“上百名农民工穿着成人尿不湿挤火车”。讪讪了好一阵子，终于决定放弃火车，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四天只穿一片尿不湿，估计前边不湿后边也得湿得很彻底。
地球也开始哀伤了，因为天气越来越异常，不但山东出现了罕见的暴风雪，陕西的雾竟然也开始比四川还浓密。
西安从23号就开始下雾，一天大似一天。我也从23号起就开始给母亲发手机短信，反复磨叨一件事——这家能不能回还是个问题。母亲笑话我是个神经病一样回复我，今天下雾明天还下雾啊。
结果27号西安不但下雾，而且下得吓人。我坐在车上感觉像坐上魔幻穿梭机，什么也看不见。我忽然想起曾经写过的一句诗：“前方不明，后方模糊”，真是谶语啊。弟弟笑着骂我，你还有心情酸啊，估计赶不上飞机了。我也笑，我说放心吧，这天怎么飞，肯定都晚点。他说，能飞，昨天我才送完客人。我一下子笑不出来了，因为出发前我特意查过航班，如果错过今天这班，初六前再没有飞机了。
8点50停止检票，7点我就出发了，我家出门拐了弯就是环城高速，平时五分钟就到的，可是8点我们才上了环城高速。结果还封路了。我当时真想下车，扒住横在那里的警车像演电影一样嚎啕，警察叔叔行行好吧，我要赶不上飞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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