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战友与同学的友谊是世界上两种最诚挚最永恒的友谊，我们拥有其一，不应该感到幸福么?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悼念战友的散文，供大家欣赏。
悼念战友的散文：夜深人静忆秉义
夜，沉寂、幽静。不眠的我，又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刊载的那几篇追忆李秉义的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蓦地，我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七年前，也是这个时节，这样的夜。我正伏案写作，随着电话铃声，传来一个噩耗：李秉义在参加北京军区优秀文职干部表彰大会期间，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这个消息，惊得我两眼一阵发黑，心痛难忍，泪水无声地落下，打湿了稿笺……
李秉义，生前系北京军区驻侯马第289医院五官科主任，是一位英模人物，曾荣立过一等功，参加过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多次被评为各类先进，受到全军、北京军区、军区后勤部的通报表彰。我与李秉义相识，是在我调任医院政治处主任之时。许多住院病人，经常跑到我的办公室，反映他廉洁行医、热情服务的先进事迹;不少出院患者，也写来表扬信，称赞他是爱的使者;走进科室，人们更是众口一词：“李主任，那可是个好人呵!”为了宣扬李秉义，我用了不少的笔墨。李秉义在我的心目中，已树立起一座不倒的丰碑。我不相信，那不幸的消息是真的。在前往秦皇岛处理李秉义丧事的途中，我总有一种感觉，他还活着。
那天上午，我来到殡仪馆，看到李秉义躺在鲜花丛中，是那样得安详，仿佛睡着一般。我扑在李秉义身边，用手轻轻地摇着他：“李主任，醒一醒，我们看你来了!”他的女儿双膝跪地，悲痛欲绝地哭喊：“爸爸，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呵!”他的妻子也泪如断珠：“秉义，你好狠心呀，怎么能撇下我们娘俩独自走呵!你等等我，等等我吧!”任凭人们怎样呼喊，李秉义都紧闭双目，无动于衷。我不忍打扰他，在他的身边默默地站立了很久、很久。那撕心裂肺的场景，令人肝肠寸断呵!
哀乐，在肃穆的大厅里低旋着。我双腿发软，头晕眼花，几欲摔倒。可我不能离去，我要站在李秉义的身边，仔细地多端详一会儿。从明天起，我就再也见不着他了呀!李秉义主任，你明白吗，我的战友?李秉义尸体火化的当晚，我一夜未眠。看到窗外那随风摇动的树枝，就仿佛看见了李秉义高大的身影;听到渤海湾那奔腾呼啸的海潮，就犹如听见了人们对李秉义的呼唤!
东方渐白，明星已坠。我走出室外，隐约听到嘤嘤的、凄凄切切的哭声。循声前去，原来是李秉义的女儿双手捧着骨灰盒，跪在一堆纸灰前，边哭边说：“爸爸，咱们回家吧!”返回途中，她不吃不喝，始终把李秉义的骨灰盒置于胸前，那份虔诚，那份深情，真令人感动。当载着李秉义骨灰盒的列车缓缓驶入临汾大地时，久旱不雨的晋南竟下起了小雨。我想，许是李秉义的离去感动了苍天吧!
归院的那天，是个星期天。人们早早地就起了床，自发地排列成两行长长的队伍，迎着淅沥秋雨，迎接李秉义的到来。泪眼朦胧中，我看到，队伍中有医生护士、机关干部、职工家属、住院病人。风声、雨声，和着哭声，奏出一曲悲切的哀乐，在院内久久地低回……
追悼会上，院内院外数百人聚集在一起，哭声，诉不完对李秉义无尽的哀思：他走得太早了，他才52岁呀!人们无限悲怆，医疗战线上又失去一位好大夫。会后，人们久久不肯散去，都想多陪李秉义一会儿。此刻，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憾了：李秉义的去世，为何牵动这么多人的心?
沿着李秉义留下的串串足迹，我采访了他科室的医护人员和被他救助过的患者，我深切感到，他最宝贵之处，是具有一颗滚烫、无么、善良、慈爱的心。他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为了别人生活得更好而献出自己全部的爱。
李主任，你可曾记得，1989年大年三十，刚从院校分配到你科的医师小聂，正逢值班。第一次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地方过年，不免流下了思亲的泪水。是你挂念着小聂，扔下妻女，端来肉菜和饺子，陪小聂度过了除夕。初一清晨，你又冒着飞雪，用自行车推着，步行4公里把小聂送上归家的列车。小聂说，望着立于风雪中频频招手的你，犹似看到慈爱的父亲。
你可曾记得，现任五官科主任李法谦，8年前跟着你学徒。是你一点一滴、一招一式，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如今，他已能做耳鼻喉大小手术数十项，开展新业务、新技术14项，有10余项填补了医院空白。这全是你精心培育的结果。他常常对我讲，一闭眼睛就看到你站在面前。他从心底呼唤着：主任，你不该走啊!
李主任，你可曾记得，新绛县泽掌镇小聂村中年妇女赵存，是你救助过的患者。当她得知你去世的消息时，哭昏过去好多次，一个多月茶饭不思，彻夜难眠。每逢烧纸时节，她都要跪在山庄的十字路口，烧上一堆纸，一炷香，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我采访她时，她述说了一个感人的故事。那年，赵存病愈出院后，你仍不放心，利用星期天，骑自行车往返70多公里去看望她，还带了一件纪念品。赵存捧着那件纪念品，泣不成声地说：“做梦都想不到，李主任会突然死去，老天不公平啊!”
李主任，你可曾记得，在翼城县里砦镇郑壁村，有一个名叫李新才的老人。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患的是喉癌，术前拿不出输血费，你立即掏出准备给老母亲寄的钱，垫了上去。术后，为了让李老汉增加营养，你又掏钱订了牛奶，每天在家煮好，端到老汉病床前。你整整送了27天啊!李老汉同我谈起你对他的体贴和照顾，不由得老泪纵横。老汉拉着我的手，恳切地说：“李主任，好人啊，你们可得好好宣扬他!”
李秉义不仅有一副为患者服务的热心肠，而且声望和技术在三晋大地乃至全国喉科专业，也是名声赫赫。我不止一次地劝李秉义：“现在你已是知名人十了，往后治病可得要稳舀一点，绝不能干冒险事，一旦失手会坏了名誉。”可他就是不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一次，一位患颅外血管瘤的病人，10余家大医院都不敢收治，他却收下了。他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出百分之面的努力!”正是他那百分之百的努力，挽救了一个个垂危的生命。我敬佩李秉义的医技，更敬佩李秉义的医德!我常想，在当今社会，不是需要众多的像李秉义一样的医生吗?
今夜，我又记起了李秉义，泪洒衣襟，彻夜难眠。李主任，你知道吗，我九泉之下的战友?!
李秉义虽然走得匆忙，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可李秉义却在人生之途上，留下了一串闪亮的足迹，给人们留下了一行难忘的记忆。
李秉义没有死，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悼念战友的散文：深切怀念韩德林
20xx年的一天，我刚从临汾回到侯马的家，老伴便悲伤地告诉我，韩德林主任的病情恶化了。我立即赶到病房去看他，只见他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双眼紧闭，呼吸时而短促、时而细微。我凑近韩德林的耳边轻声唤道：“韩主任，韩主任!”他不答应，却迷迷糊糊地说着胡话。才一周没见，他便瘦落了形，眼窝塌了下去，腮帮子凹了进去，灰黄难看的脸上，黑茬茬的络腮胡子，围着一张干裂的嘴，道道裂开的小血口子也都发了黄。立于韩德林的病床前，我悲伤地如万箭穿心。
第二天下午5时许，我又去看韩德林。他在床上挣扎着，痛苦得头上汗珠子直往下滚。听着他那声声凄惨的呻吟，我心里痛苦得像被锋利的玻璃碴子划割着，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血。我实在是承受不住那份悲伤，急忙跑出病房。谁知，那竟是我与韩德林的诀别。
晚7时30分，我就得到韩德林去世的噩耗。尽管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还是被这一消息惊得两眼发黑，心痛难忍，泪水无声地洒落下来，打湿胸前的衣服。许是韩德林的离去感动了苍天吧，如烟似雾的细雨飘洒个不停，令我的心情更加潮湿。
夜，沉寂、幽静。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许多往昔的记忆清晰地浮现脑际……
我调任289医院政治处主任时，他在门诊部当主任。我第一次去检查工作，就看到他的办公室里围满患者。他态度和蔼，不厌其烦地精心为大家诊病。我发现，每一位患者离开时，都是一脸的笑容。陪同检查的干部干事刘德跃把韩德林介绍给我，他热情地同我握握手，仅说了一句话：“欢迎主任批评指导。”尔后，又投入到为患者诊病之中。不少患者得知我是医院领导，立即围住我，七嘴八舌地向我反映起他廉洁行医、热情服务的感人事迹来。在门诊大厅，我看到贴着好几张红色感谢信，上面全是对他和他的科室医护人员，一心一意为患者服务先进事迹的赞扬。走进临床和辅助科室，说起韩德林，也是一片赞扬声。
于是，酷爱写作的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深入采访。我拍摄的新闻图片，相继发表在《临汾日报》、《山西健康报》、《山西日报》、《战友报》、《解放军报》。韩德林的名字越来越被更多的患者所熟知，我和他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尤其是1998年他患肝癌做了手术以后，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苦痛，总要找我聊一聊。我也是经常牵挂着他，一有空闲就跑去看他。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诉不尽的战友情。因为感情太深的缘故，听到韩德林去世的消息，我简直不相信那是真的。
开追悼会的那天早上，我看到韩德林安祥地躺在那里，静静地沉睡着，任凭他的亲人怎样呼喊，他都紧闭双目，无动于衷。我知道，他是太累了，他为医院建设和解除广大患者的病痛，操碎了心啊!
有一件往事记忆犹新：1991年的一天，在调整和提拔门诊部和传染科主任的问题上，领导们发生严重的分歧。有的坚持将门诊部主任韩德林调整到传染科任主任，将一名主治医师提拔为门诊部主任。我的意见是，将传染科一名主治医师提拔为主任，轻车熟路，易于开展工作，门诊部主任韩德林不作调整，那名主治医师另行安排。政委刚来医院不久，对情况不太了解，不便表态，院长没有支持我的意见，形成一边倒。会议责成我同调整人员谈话，韩德林主任含着眼泪说：“在太原264医院检查确诊，我的肝有问题，如果要我去传染科任主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到那里，会形成条件反射，给我造成不必要的思想压力。”我一想，是这么个道理，便多次向院长、政委反映情况，劝说延缓执行决议，另想办法。经反复研究协商，决定成立内三科，我建议由韩德林任内三科主任。这个建议，一提交会便一致通过，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我找韩德林谈话时，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爽快地说：“只要组织上信得过，我是不会让领导失望的。”他说到做到，开头的半个多月，没白天没黑夜地四处奔波，多方协调，布置病房，制定规章，硬是白手起家建起内三科，并很快投入使用。正当他要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因工作需要，内三科要改为外三科。我又找他谈话，他仍旧是毫无怨言，愉快地当上外三科主任，并红红火火地干起来。后来，由于医院压缩床位，外三科被撤消，他便到综合科委屈地当了一名普通医生。待老主任退休后，他才当上综合科主任……
哀乐，在阴晦的天空中低旋着，潮湿的空气里充溢着悲壮和肃穆。我胸带小白花、红布条，怀着沉痛的心情，随着人们的脚步移动，缓缓地向韩德林的遗体告别。当他被装上灵车的那一刻，我的心一阵刺痛，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遵照韩德林的遗嘱，我和战友们一起把他送回老家—新绛县横桥乡兰村。刚进村头，乡亲们就迎上来，凄切哀婉的唢呐，如泣如诉，声声撕扯着我的心。站在乡亲们为韩德林设立的灵堂前，听着村党支部书记痛读的悼词和他的长子哭念的祭文，想着他生前的情形，眼泪又流淌下来。
韩德林的良好医技与正直无私，都令我深为敬佩。他的离去，使患者失去一位好大夫，使我失去一位好战友。韩德林留给我的是一份深切的怀念，是一行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
悼念战友的散文：无尽思念于风和
20xx年清明节期间，回到河北老家上坟的我，突然收到战友张仕法发来的一条短信，低头一看，看得我思维凝固，看得我心头狂跳：“于风和大面积脑出血，病情危重。”字字如炸雷，击得我眼前一片漆黑，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那夜，我几乎彻夜未眠，辗转反侧，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于风和。一周之后，我刚回到临汾，即刻打电话询问于风和的情况。当得知于风和一直昏迷不醒时，我决定过一天专程去侯马探视。却不料，第二天上午，正在参加临汾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的我，得到于风和凌晨2时许不幸病世的噩耗。我心中仅存的一点幻想眼睁睁地竟然变成了死亡的现实，全身不禁猛地一抖，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楚传遍全身，心底最深处的悲伤像磁铁一样被吸了出来，缠住我的心脏，越勒越紧，几乎无法呼吸，泪水无声地洒落下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在我回老家的前一天，于风和还打电话询问我和老伴肩周炎的治疗情况呢。
许多个夜晚，我都是睁着眼睛，痴痴地想念于风和，想念他给予我的好处。每每疲惫后睡去，思念又在梦中与我纠缠，深深的思念，如长藤般紧紧地缠绕着我的躯体，缠绕着我的心灵，一点一点地爬满我思念的心墙。有多少知心的话语，穿越距离的空间、岁月的烟尘，荡漾在我的脑海。当千丝万缕的思念枝枝蔓蔓时，我真的无法承载它的沉重，悲伤也乘机无休止地蔓延，许多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于风和，是北京军区驻侯马289医院原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是我情同手足般的战友和兄弟。九十年代，我曾在289医院担任政治处主任和政委之职，在工作和生活中，与于风和结下深厚的情谊。我最难以忘却的是这么3件事儿。
一件是1994年11月的一天傍晚，时任北京军区驻介休某部政委的我，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站立不稳跌坐地上。通讯员立即喊来几位战士，架的架，抬的抬，将我搀扶到宿舍。躺在床上，我两眼发直，舌头发硬，头晕症状也持续了很久、很久。病情稍缓后，在卫生所医生的陪护下，我到介休市人民医院和北京军区驻太原市264医院做了有关检查。专家们告诉我，该病系一过性脑缺血所致，没有什么大碍。可老伴的压力很大，心有余悸地劝我去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所属西京医院确诊一下。临行前，我想起于风和。他1965年穿上军装，从山西临汾西山沟里走进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开始了医疗生涯。5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全部学业。因他品学兼优，毕业后被留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骨科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后来，调任289医院外科主任。他对西京医院的人熟、地熟，让他陪同前往是最佳人选，只是不知能否给我这个“面子”。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打电话给他。他很忙，打了多次电话才终于找到他。当他得知我的意图后，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了。他连夜安排手中的急诊手术，腾出专门时间陪我去了西安。住宿时，我要为他订一个单间，他执意不肯，非要和我及司机挤进每床15元钱的4人间;就餐时，他不进大小饭店，顿顿都要吃小摊。那一刻，于风和的形象霎时在我的心目中高大起来。
另一件是父亲患了股骨头坏死病，卧倒于床后，我遵照于风和的嘱托，把父亲从河北老家接到289医院，入住他所在的科室，并作了全面检查。为稳妥起见，他带着各项检查结果，和我一起奔赴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所属西京医院会诊。七八位专家教授观看了片子，确诊为：左侧创伤性关节炎伴股骨头坏死，需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在于风和的全力周旋下，成功地为父亲做了手术。术后，于风和精心地制定了一套治疗和护理方案。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不论是工作日还是星期天，他都无数次地来到父亲的病床前，观察伤口愈合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在他和全科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父亲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离开病床，走出病室。看到一脸微笑的父亲，我由衷地感激于风和。
还有一件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是20xx年腊月二十五晚上。夜幕刚刚降临，年近六旬的于风和敲开我家的门。他看到客厅里坐满人，就把我拉进卧室，掏出500元钱塞进我的手中：“听说你转业到地方工作一年，工资一直没有发，就要过年了，去置办些年货吧。”我推他让，僵持好一阵，他有点生气了：“嫌少就别要，你当政委时，那么关心大家，现在就不能让我们关心你了?谁都有困难的时候，有难处帮一把是人之常情，谁叫咱们是战友加兄弟呢!”望着他一脸的真诚，我只好收下。捧着这500元钱，我像是捧着一颗炙热滚烫的心，爱的暖流在心中尽情流淌，满腹的感激化作两行泪水，溢出眼窝……
听说20xx年4月17日那天，要为于风和召开追悼会，因为我有要事外出不能前去，便在15日上午赶到侯马提前为于风和送行。看到他身穿军装的遗像安祥地放在鲜花丛中，我心里深感愧疚，未能在于风和走的时候送最后一程，这成为我终生的痛。
今夜，窗外的毛毛细雨时下时停，我又想起于风和。我自言自语：“好兄弟，如果天堂里也飘起毛毛细雨，请您记得，那就是我思念你的一串串泪珠。”
于风和走了，走得那么的洒脱，没有一丝牵挂，如天边的云彩转瞬间消失了踪影;于风和走了，走得那么的决然，从此后再没有了一丝的消息。可于风和走后，让我感到四季不再完整，日子不再充实，人生的征途中，多了几分悲伤的秋日萧条和落寞的冬日苍凉。从前的故事常常再现于我的脑海，我知道，情景再现，带给我的是心痛的折磨，思念的煎熬。可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思念的慰藉?!
日月如梭。一晃于风和走了5年多了，我真的无法走出思念于风和的世界。有人说，“思念是一种幸福的忧伤，是一种甜蜜的惆怅，是一种温馨的痛苦。思念是对昨日悠长的沉湎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正是在不尽的思念中，人的感情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对于风和，我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细雨中，那一点一滴，无不勾动着我思念的情怀。于风和尽可以象落叶一样飘逝，但我与于风和深厚的情感却会永存!
悼念战友的散文
得知一个不幸的消息：20xx年7月15日，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的两名年青刑警在驾车前往台儿庄就一起刑事案件查证的途中，由于躲避过往车辆，方向失控，撞在了路边的树上，不幸牺牲。
他们都曾经是我的同事，我的战友，我的兄弟。
因公牺牲的这两位兄弟，一个接触不多，只是点头之交，但人很热情，牺牲时据说孩子还不满一岁;而另一个兄弟，则是当年与我在预审的同事，一起工作了半年之久，而且还是对桌。他为人热情，工作勤奋细心，尤其他那迷人的微笑，在全局都很有名，牺牲时孩子刚刚一岁。无论是亲人还是战友，抹不去的是对他们深深的怀念。
想起了很多。
我硕士毕业之后曾经在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工作过两年，按照组织部的安排，第一年在市中区公安分局挂职锻炼。当然，由于公安系统的特殊原因，我没有挂职，只是锻炼。两年的时间虽短，但这却是我人生中不能忘怀的日子。在这两年里，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了解了中国普通警察的工作与生活，认识了一大批优秀的警察和朋友。
到公安局工作是非常偶然的事情，因为我此前从没有想过到公安系统工作。只是毕业时出于个人的原因回到了山东老家，而组织部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公安局工作。就这样，我走进了警察生活。
以前没有和警察有过什么接触，却不知怎的对警察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可能是受到媒体的不良影响吧，因为经常有媒体报道警察中的问题。这就是我对警察的第一印象。
而在公安局的两年，我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不否认这里面有感情因素，但从内心深处来讲，两年里，我对中国基层警察的工作与生活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觉得我有资格讲出自己知道的中国基层警察。这里的基层警察主要是指县一级公安局及派出所的一线干警，主要有110、刑警、治安、法制民警、派出所、交警等，交警的辛苦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我对交警没有亲自了解，因此无法评论。
来了之后，有三个没有想到：
一是没有想到他们的工作那么忙，经常性的加班加点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大部分的节假日也无法得到正常的休息，使他们失去了很多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即使夜里加班到3点、4点，早上还要正常上班，不存在像其他单位可以再补休的状况，因为中国警察比例太少，少一个个人干活都要受影响。再加上我国警察管理体制严重滞后，领导层很多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休息，但即使意识到也没有用，因为太多的工作要做。有人说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地球少了他们就无法转了?我的回答是：是的，在一个基层警察单位里面，少了他们中的一个地球确实无法转了。同时，警察值班也是极为频繁的，尤其是刑警和派出所，由于人员少，三五天就一个轮班，这种值班可不是那种象征性的，而是二十四小时的随时待命。你想想看，让你每隔三天值一次二十四小时待命的班，之后还要正常上班，每天加班2-6小时不等，没有加班费，你会如何?
二是没有想到警察的待遇如此低。据说南方某些发达省市公务员工资较高，这里主要说得是山东地区，其他地区我不了解，所以不敢讨论，但整个北方地区工资较低，这是事实。常听人说公检法的工资高，来之前也这么认为，来了之后才发现公安局的待遇是很低的。说他们待遇低，原因主要有：工作量超大，即使是与其他政府部门同样的工资，你算算看，你愿意到哪里去工作?一个月一千多元就买了你几乎全部的时间，华灯初上，你甚至没有时间陪你的父母妻儿逛逛街、享受天伦之乐，你愿意么?在社会压力巨大，得不到大众理解的情况下，中国的基层警察无法得到正常休息、工作量与待遇严重扭曲，这已经成为严重影响中国警察身体与士气的障碍。我刚来这里工作，工资和待遇已经超过很多干了很多年的同事。所以，面对他们，面对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比我强的同事，我很尊重，发自内心的尊重。
三是没有想到公安局的执法程序如此严格，办案质量如此之高。这里的公安局主要是指我工作过的市中区公安分局和枣庄市公安局法制处，其他单位我没有亲身经历，所以没有资格评论。我先后在市中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预审中队、法制科、市局法制处工作过。预审是对公安机关侦查起诉的案件进行全面把关的一道重要关口，对案件的定性、证据搜集、办案程序、能否提起公诉等都要进行全面的把关，相当于公安机关内部的“检察院”，基本上代表了公安机关的办案水平。我在预审半年之久，负责带我的副大队长和指导员白姐以及其他同事，都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他们对很多案件的处理，在证据要求、办案程序、案件定性上都极为重视，常常为了一个我所认为的小细节而不断进行追究和探讨，以至于经常把负责案件的侦查员们“传唤”过来进行讨论，以至于侦查员们都有点“怕”预审。由于时间关系，我在分局法制科只工作了三个月，对公安局的法制工作有了真正的认识。其实，公安机关是业务部门，法制部门是公安机关最为重要的部门之一，预审其实也是法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在这里是两个部门。法制科主要负责全局的法制审核工作，包括治安、刑事案件的审核，对案件的定性、是否可以拘留、逮捕等提出自己的意见，直接影响着公安局领导层的决策。在预审和法制科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为了一个个有争议的案件进行讨论和争论，而每次争论都会让大家有一个新的认识。在这种民主的气氛之下，市中分局的办案质量在全省以至全国都是很领先的。回到市局法制处之后，有幸在一位无论是业务还是人品都受到大家称赞的领导之下工作。由于自己经验不足，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显得生硬，处里的很多同事给予了我热心的帮助，使我在公安局的最后一年里体验到了警察工作的乐趣。法制处负责全局的执法监督，包括案件复核、行政复议、劳动教养审批、行政诉讼等等。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重视法制则兴，忽视法制则衰。这是全国公认的道理。法制部门作为一个把关的部门，承担着重要责任。当然，这里说法制部门的重要性，并非意味着其他部门不重要，我是单纯从法制监督的角度说的。
当然，我绝对不能说他们没有任何问题。公安机关就像其他任何机关一样，会存在各种不良的现象，包括人情案和部分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态度粗暴、在与群众打交道时态度冷漠等现象，还包括很多政府因素的干扰。但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都是凭着良心、凭着自己身上的警服，在认真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只是由于公安机关的特殊性，使得公安机关出现的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不良影响。因为警察这个身份和职业太特殊、太敏感了。同时还必须说明的是，现在社会上部分人员假冒警察，胡作非为，严重影响了警察的形象。如有的人根本不是警察，却穿着非法经营者处买来的假警服招摇过市;有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制服模仿警服的颜色与制式，几乎与警服一样，一般的老百姓根本无法分辨这是不是警服，都把这笔账算在了警察身上。记得一次我在薛城火车站等车，远远看见两个身着“警服”的人过来，但走近仔细一看却不是，竟然是保安，他们的衣服几乎与警服一样，只是徽章不同。这种情况连我都很难分出来，一般的老百姓更不用说了。另外还有其他单位的制服也像警服看齐，引起的后果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了。
为什么大家说警察不好相处，说话比较生硬?其实不然，那是你没有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同时，相信这与职业的特殊性也有关。因为警察接触的大多都是认为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面对他们，警察都要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个人是不是小偷或者逃犯?会不会藏有违禁品或者凶器?如果说法院判案是无罪推定的话，我觉得警察其实遵循的是类似于有罪推定，因为事先只有怀疑才能逐步破除怀疑而破案。即使是在对嫌疑人家人进行查证时，面临的也大多是不配合。试想如果一个警察和颜悦色的和嫌疑人说话，他会把自己的事情老老实实交代吗?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说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的一个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毕业于某大学法学院，没有经过专业的擒拿训练，有一次下班和同事无意中发现一辆车辆很可疑，遂进行盘查。其中一个嫌疑人撒腿就跑，另一个人则疯狂抵抗，我这位兄弟则死死按住嫌疑人，终于将其控制住。而嫌疑人已经掏出了匕首，幸亏无意中被打落，而且嫌疑人还会些功夫，现在想来都后怕。好在我的朋友只是受到轻微伤害，但刚刚买了一件衬衫被撕破了。事后我问他在警察学校培训时老师怎么教的都忘记了?他说，当时周围有很多群众，如果把人放跑了，以后怎么再抓?公安局的颜面何在?所以当时根本没有考虑什么个人安全，只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人抓住。
这里要对大家讲一讲“加一理念”。这是从香港警察那里学来的先进理念。简单的说就是，作为警察，发现一个人可疑，不要轻举妄动，必须首要考虑个人安全，因为只有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才有抓住嫌疑人的可能。所以，看到一个嫌疑人，首要要想到他会不会有枪，如果没有枪，会不会有匕首等，如果都没有，则要考虑他会不会反抗。如是层层递进。总之要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同时，香港警察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必须具有绝对优势才能出击。如一个警察面对一个嫌疑人即一对一时，一般是不能出击的，而是要进行有效的跟踪，同时呼叫支援;二对一时，也不能随意出击，也要进行有效跟踪，寻求支援;三对一以至四对一时才能果断出击。总之必须保证绝对优势。而大陆警察则不会保护自己，无论什么情况都乱上，往往造成了自己伤亡还无法抓住嫌疑人。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大陆警察孤身一人或者身无寸铁时还敢冲上去。香港警察的执法理念在全世界都是最先进的，连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警察都请他们去培训。还记得电影中经常出现的美国警察举着枪如临大敌般搜查一个普通的公民吗?他们的执法方式据说就是跟香港警察学的。想想看，按照这种理念，你在大街上这样被我们的警察盘查，你会接受吗?按照这种理念，如果警察盘查一个人而他却不配合甚至继续逃走，警察可以开枪，但在大陆又有谁这么做呢?所以近年来大陆警方也在和他们进行合作，以求改变大陆警察每年死亡四、五百人的现状。
虽然由于个人原因离开了警察队伍，但我对警察职业的感情却深深种下，真的希望自己将来再有机会重新回到警察队伍。正因如此，每每看到穿着警察服装的假警察都会愤怒，每每看到几乎乱真的其他类似警察制服的穿戴都很生气，每每看到警察中的恶劣现象都会悲哀。清理这些现象，不仅仅是维护警察形象的需要，更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需要。
正因为自己对警察的状况有了一定了解，所以才对基层警察有很深的感情。尤其是因公去世的这两位兄弟。这几天心情很不好，希望中国警察早日走入正轨，无论是管理还是待遇。
为了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文中除了对部分同事的名字没有公开之外，其他都是真实的个人观点。
最后想说明的是，无论我们抱着怎么样的态度谈论中国的基层警察，都希望有一种冷静和客观的态度，任何偏激的言论都是很难做到公正的。我们允许了解警察的人对他们表示崇敬，我们也应该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只要是善意的。我明白大家的悲伤可能会使人变得不冷静，但也不要以太激烈和不冷静的言论出现。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对此，我们无法禁止。但无论如何，任何偏激的语言都不符合对两位已经牺牲了的兄弟的悼念。
安息吧，我的战友，我的兄弟!
人们常说，战友与同学的友谊是世界上两种最诚挚最永恒的友谊，我们拥有其一，不应该感到幸福么?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悼念战友的散文，供大家欣赏。
悼念战友的散文：夜深人静忆秉义
夜，沉寂、幽静。不眠的我，又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刊载的那几篇追忆李秉义的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蓦地，我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七年前，也是这个时节，这样的夜。我正伏案写作，随着电话铃声，传来一个噩耗：李秉义在参加北京军区优秀文职干部表彰大会期间，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这个消息，惊得我两眼一阵发黑，心痛难忍，泪水无声地落下，打湿了稿笺……
李秉义，生前系北京军区驻侯马第289医院五官科主任，是一位英模人物，曾荣立过一等功，参加过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多次被评为各类先进，受到全军、北京军区、军区后勤部的通报表彰。我与李秉义相识，是在我调任医院政治处主任之时。许多住院病人，经常跑到我的办公室，反映他廉洁行医、热情服务的先进事迹;不少出院患者，也写来表扬信，称赞他是爱的使者;走进科室，人们更是众口一词：“李主任，那可是个好人呵!”为了宣扬李秉义，我用了不少的笔墨。李秉义在我的心目中，已树立起一座不倒的丰碑。我不相信，那不幸的消息是真的。在前往秦皇岛处理李秉义丧事的途中，我总有一种感觉，他还活着。
那天上午，我来到殡仪馆，看到李秉义躺在鲜花丛中，是那样得安详，仿佛睡着一般。我扑在李秉义身边，用手轻轻地摇着他：“李主任，醒一醒，我们看你来了!”他的女儿双膝跪地，悲痛欲绝地哭喊：“爸爸，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呵!”他的妻子也泪如断珠：“秉义，你好狠心呀，怎么能撇下我们娘俩独自走呵!你等等我，等等我吧!”任凭人们怎样呼喊，李秉义都紧闭双目，无动于衷。我不忍打扰他，在他的身边默默地站立了很久、很久。那撕心裂肺的场景，令人肝肠寸断呵!
哀乐，在肃穆的大厅里低旋着。我双腿发软，头晕眼花，几欲摔倒。可我不能离去，我要站在李秉义的身边，仔细地多端详一会儿。从明天起，我就再也见不着他了呀!李秉义主任，你明白吗，我的战友?李秉义尸体火化的当晚，我一夜未眠。看到窗外那随风摇动的树枝，就仿佛看见了李秉义高大的身影;听到渤海湾那奔腾呼啸的海潮，就犹如听见了人们对李秉义的呼唤!
东方渐白，明星已坠。我走出室外，隐约听到嘤嘤的、凄凄切切的哭声。循声前去，原来是李秉义的女儿双手捧着骨灰盒，跪在一堆纸灰前，边哭边说：“爸爸，咱们回家吧!”返回途中，她不吃不喝，始终把李秉义的骨灰盒置于胸前，那份虔诚，那份深情，真令人感动。当载着李秉义骨灰盒的列车缓缓驶入临汾大地时，久旱不雨的晋南竟下起了小雨。我想，许是李秉义的离去感动了苍天吧!
归院的那天，是个星期天。人们早早地就起了床，自发地排列成两行长长的队伍，迎着淅沥秋雨，迎接李秉义的到来。泪眼朦胧中，我看到，队伍中有医生护士、机关干部、职工家属、住院病人。风声、雨声，和着哭声，奏出一曲悲切的哀乐，在院内久久地低回……
追悼会上，院内院外数百人聚集在一起，哭声，诉不完对李秉义无尽的哀思：他走得太早了，他才52岁呀!人们无限悲怆，医疗战线上又失去一位好大夫。会后，人们久久不肯散去，都想多陪李秉义一会儿。此刻，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憾了：李秉义的去世，为何牵动这么多人的心?
沿着李秉义留下的串串足迹，我采访了他科室的医护人员和被他救助过的患者，我深切感到，他最宝贵之处，是具有一颗滚烫、无么、善良、慈爱的心。他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为了别人生活得更好而献出自己全部的爱。
李主任，你可曾记得，1989年大年三十，刚从院校分配到你科的医师小聂，正逢值班。第一次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地方过年，不免流下了思亲的泪水。是你挂念着小聂，扔下妻女，端来肉菜和饺子，陪小聂度过了除夕。初一清晨，你又冒着飞雪，用自行车推着，步行4公里把小聂送上归家的列车。小聂说，望着立于风雪中频频招手的你，犹似看到慈爱的父亲。
你可曾记得，现任五官科主任李法谦，8年前跟着你学徒。是你一点一滴、一招一式，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如今，他已能做耳鼻喉大小手术数十项，开展新业务、新技术14项，有10余项填补了医院空白。这全是你精心培育的结果。他常常对我讲，一闭眼睛就看到你站在面前。他从心底呼唤着：主任，你不该走啊!
李主任，你可曾记得，新绛县泽掌镇小聂村中年妇女赵存，是你救助过的患者。当她得知你去世的消息时，哭昏过去好多次，一个多月茶饭不思，彻夜难眠。每逢烧纸时节，她都要跪在山庄的十字路口，烧上一堆纸，一炷香，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我采访她时，她述说了一个感人的故事。那年，赵存病愈出院后，你仍不放心，利用星期天，骑自行车往返70多公里去看望她，还带了一件纪念品。赵存捧着那件纪念品，泣不成声地说：“做梦都想不到，李主任会突然死去，老天不公平啊!”
李主任，你可曾记得，在翼城县里砦镇郑壁村，有一个名叫李新才的老人。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患的是喉癌，术前拿不出输血费，你立即掏出准备给老母亲寄的钱，垫了上去。术后，为了让李老汉增加营养，你又掏钱订了牛奶，每天在家煮好，端到老汉病床前。你整整送了27天啊!李老汉同我谈起你对他的体贴和照顾，不由得老泪纵横。老汉拉着我的手，恳切地说：“李主任，好人啊，你们可得好好宣扬他!”
李秉义不仅有一副为患者服务的热心肠，而且声望和技术在三晋大地乃至全国喉科专业，也是名声赫赫。我不止一次地劝李秉义：“现在你已是知名人十了，往后治病可得要稳舀一点，绝不能干冒险事，一旦失手会坏了名誉。”可他就是不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一次，一位患颅外血管瘤的病人，10余家大医院都不敢收治，他却收下了。他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出百分之面的努力!”正是他那百分之百的努力，挽救了一个个垂危的生命。我敬佩李秉义的医技，更敬佩李秉义的医德!我常想，在当今社会，不是需要众多的像李秉义一样的医生吗?
今夜，我又记起了李秉义，泪洒衣襟，彻夜难眠。李主任，你知道吗，我九泉之下的战友?!
李秉义虽然走得匆忙，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可李秉义却在人生之途上，留下了一串闪亮的足迹，给人们留下了一行难忘的记忆。
李秉义没有死，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悼念战友的散文：深切怀念韩德林
20xx年的一天，我刚从临汾回到侯马的家，老伴便悲伤地告诉我，韩德林主任的病情恶化了。我立即赶到病房去看他，只见他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双眼紧闭，呼吸时而短促、时而细微。我凑近韩德林的耳边轻声唤道：“韩主任，韩主任!”他不答应，却迷迷糊糊地说着胡话。才一周没见，他便瘦落了形，眼窝塌了下去，腮帮子凹了进去，灰黄难看的脸上，黑茬茬的络腮胡子，围着一张干裂的嘴，道道裂开的小血口子也都发了黄。立于韩德林的病床前，我悲伤地如万箭穿心。
第二天下午5时许，我又去看韩德林。他在床上挣扎着，痛苦得头上汗珠子直往下滚。听着他那声声凄惨的呻吟，我心里痛苦得像被锋利的玻璃碴子划割着，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血。我实在是承受不住那份悲伤，急忙跑出病房。谁知，那竟是我与韩德林的诀别。
晚7时30分，我就得到韩德林去世的噩耗。尽管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还是被这一消息惊得两眼发黑，心痛难忍，泪水无声地洒落下来，打湿胸前的衣服。许是韩德林的离去感动了苍天吧，如烟似雾的细雨飘洒个不停，令我的心情更加潮湿。
夜，沉寂、幽静。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许多往昔的记忆清晰地浮现脑际……
我调任289医院政治处主任时，他在门诊部当主任。我第一次去检查工作，就看到他的办公室里围满患者。他态度和蔼，不厌其烦地精心为大家诊病。我发现，每一位患者离开时，都是一脸的笑容。陪同检查的干部干事刘德跃把韩德林介绍给我，他热情地同我握握手，仅说了一句话：“欢迎主任批评指导。”尔后，又投入到为患者诊病之中。不少患者得知我是医院领导，立即围住我，七嘴八舌地向我反映起他廉洁行医、热情服务的感人事迹来。在门诊大厅，我看到贴着好几张红色感谢信，上面全是对他和他的科室医护人员，一心一意为患者服务先进事迹的赞扬。走进临床和辅助科室，说起韩德林，也是一片赞扬声。
于是，酷爱写作的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深入采访。我拍摄的新闻图片，相继发表在《临汾日报》、《山西健康报》、《山西日报》、《战友报》、《解放军报》。韩德林的名字越来越被更多的患者所熟知，我和他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尤其是1998年他患肝癌做了手术以后，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苦痛，总要找我聊一聊。我也是经常牵挂着他，一有空闲就跑去看他。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诉不尽的战友情。因为感情太深的缘故，听到韩德林去世的消息，我简直不相信那是真的。
开追悼会的那天早上，我看到韩德林安祥地躺在那里，静静地沉睡着，任凭他的亲人怎样呼喊，他都紧闭双目，无动于衷。我知道，他是太累了，他为医院建设和解除广大患者的病痛，操碎了心啊!
有一件往事记忆犹新：1991年的一天，在调整和提拔门诊部和传染科主任的问题上，领导们发生严重的分歧。有的坚持将门诊部主任韩德林调整到传染科任主任，将一名主治医师提拔为门诊部主任。我的意见是，将传染科一名主治医师提拔为主任，轻车熟路，易于开展工作，门诊部主任韩德林不作调整，那名主治医师另行安排。政委刚来医院不久，对情况不太了解，不便表态，院长没有支持我的意见，形成一边倒。会议责成我同调整人员谈话，韩德林主任含着眼泪说：“在太原264医院检查确诊，我的肝有问题，如果要我去传染科任主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到那里，会形成条件反射，给我造成不必要的思想压力。”我一想，是这么个道理，便多次向院长、政委反映情况，劝说延缓执行决议，另想办法。经反复研究协商，决定成立内三科，我建议由韩德林任内三科主任。这个建议，一提交会便一致通过，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我找韩德林谈话时，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爽快地说：“只要组织上信得过，我是不会让领导失望的。”他说到做到，开头的半个多月，没白天没黑夜地四处奔波，多方协调，布置病房，制定规章，硬是白手起家建起内三科，并很快投入使用。正当他要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因工作需要，内三科要改为外三科。我又找他谈话，他仍旧是毫无怨言，愉快地当上外三科主任，并红红火火地干起来。后来，由于医院压缩床位，外三科被撤消，他便到综合科委屈地当了一名普通医生。待老主任退休后，他才当上综合科主任……
哀乐，在阴晦的天空中低旋着，潮湿的空气里充溢着悲壮和肃穆。我胸带小白花、红布条，怀着沉痛的心情，随着人们的脚步移动，缓缓地向韩德林的遗体告别。当他被装上灵车的那一刻，我的心一阵刺痛，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遵照韩德林的遗嘱，我和战友们一起把他送回老家—新绛县横桥乡兰村。刚进村头，乡亲们就迎上来，凄切哀婉的唢呐，如泣如诉，声声撕扯着我的心。站在乡亲们为韩德林设立的灵堂前，听着村党支部书记痛读的悼词和他的长子哭念的祭文，想着他生前的情形，眼泪又流淌下来。
韩德林的良好医技与正直无私，都令我深为敬佩。他的离去，使患者失去一位好大夫，使我失去一位好战友。韩德林留给我的是一份深切的怀念，是一行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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