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妇人，我一直想为她写点什么。
严格意义上说，我和她其实属于并不熟悉，但并不妨碍她的形象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心。
第一次见她，是两年前了。在车站，我刚刚走下广州至恩平的长途大客车，许多营运摩托车和人力三轮车便围上来。我拉着行李箱，知道生存之不易，即使心里厌烦，也不像其他旅客一样表现出来。
抬头处，便见到出口的树影下，有一个瘦小的妇人，发黄凌乱的头发随便在扎在脑后，脖子上围着一条颜色已经变黄了的白毛巾，穿一件洗得掉色了的暗红汗衫，脚上是一双回力布鞋，她静静地坐在她的人力三轮车上，期期艾艾地望着同伴们抢客。这种眼神让我的心咯噔地敲了一下，我想起了小时候我那苦难的母亲，带着自己织的小箩筐在集市上售卖，积攒孩子学费的情景。
她的家里，一定也是有一个或者更加多的需要吃饭读书的小鬼儿吧？或者还有老人或者丈夫要照顾。不然，这样瘦小的妇人，何以要踩这吃力的三轮车呢？在这男性的世界中，她无法竞争，只是这么静静在等待着。
我觉得，我应该向她走去。
她看到我向她走去，探询地望着我，待她确定后，便迎上来。我用普通话告诉她一个地址，问她去吗？她有点犹豫。我把行李放上去，说没事，我来指路就行了，不太远。她点点头。
八月的阳光不仅仅是似火，简直是毒的。坐在车篷里，如在一个烤箱，我全身都是汗水。她的衣服更是湿透了，一边蹬车一边腾出手来抹汗。她也许是腿太短了，每蹬一次，身子就斜斜地侧一次，臀部也跟着重重地歪向一边。我看着她，也许是旅途已经太累，也许是觉得不知要表示些什么，我没再说任何话。只觉得心里有一种很酸涩的东西在悄悄在漫延。
回家的路，要上两个小斜坡，一个很短，另一个比较长。妇人蹬短坡时，我正在出神，觉察不到。上长的斜坡时，我听到她“嗯”了几声，想是在用力的辅助。
她紧绷着的手臂的肌肉，她左右歪斜不停的后背，她的汗水和喘气声，让我惊觉。我说我想下去了。她回头问我到了吗？我说没呢，还有一半路。她说那怎么下车？我说上了这个坡我才上车。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向我笑笑，停下来让我下车。
我再上车后，她轻轻地问我，姑娘你是坐办公室的吧？我说你怎么样知道？她说你看起来很有文化，像你这样的小姐，很少坐人力车的。我也笑笑。
到了家门口，我问她多少钱。她说三块钱。我说这么少？她说本来应该五块钱的，可小姐你在上坡时下车走了那么长的路，收你三块好了。我便给她五块钱，让她拿着。她很腼腆地说了好几次谢谢。
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远门，没有去车站，也渐渐在忘记了这个妇人了。去年秋天，一天下午，我去华润超市采购，刚好没有开摩托车来，手上拿满了东西。这时几辆人力三轮子车围了上来，都问我去哪。我又看见了她。
她已经变得主动多了，眼神也不再胆怯。只是依然瘦小，头发还是随便地扎着，脚上的鞋子换了一双黑色的球鞋。她肯定是不记得我了，当我向她笑并告诉她地址的时候，她说：“好咧，这个地方我经常去，姑娘坐好了啊。”
深秋的天气已经很凉了，而妇人的背还是湿了一大片。上短坡的时候，我要求下车。上长坡的时候，我又要求下车。这个子妇人想起我来了，我重新坐上车，她说：“姑娘，去年暑假你坐过我的车。”我说是的。她说：“你这样好心眼的姑娘，我是不会忘记的。”我笑笑后说：“因为我就是我的母亲像你这样辛劳培养出来的，当女人做着男人应当做的活儿时，我们应当加倍地尊敬。”
我意识到自己在卖弄文化，有点脸红。果然，她说：“男人和女人都是人，活儿哪能都分男女呢。尊敬不尊敬，没工夫想这个喽，我就想着怎么多载几个客人，挣点钱，也好培养我的小孩。”
我问她哪里人，有几个小孩，来恩平多久了。她说她是浙江农村来的，在恩平三年了，有两个小孩，女孩已经八岁，男孩也六岁了。妇人的话匣子一打开，自己就说开了。
丈夫不长进，跟人赌博输光后不敢在老家呆，带着她来到恩平当“游耕户”。在郊区的山脚下，承包一了一些田地，开发了两口池塘养蛋鸭。日子眼看好起来了，丈夫和当地人相熟悉后，再次染指赌博。一次和赌友喝酒，带着醉意的他晚归山野，掉到河涌里去后溺水身亡。田地她可以继续耕作，而她没有养鸭技术，鸭子死的死病的病，她怕血本无归就把剩下的贱卖了。这时田地也因为要修筑高速公路被征收了。她便带着孩子在城市郊区小村子租了最廉价的平房住着。在同乡的帮助下，她买来一辆二手人力二轮车，申请了营业资格。
我问她辛苦吗？她羞涩一笑，说从来没有人问她辛苦不辛苦，她自己也不去想辛苦不辛苦，她只知道她不想办法干活，孩子就活不成，就没书读。
我听了，看着她瘦小的背影，我再一次联想到我的母亲，心里酸涩不已。我经常说女人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可是现实生活中，那么多的女人活得沉重而艰辛，即使挣扎中求存，她们却活得安然。
这是多少中国传统劳动妇女的形象和特质？
后来她得知我是老师，便忧虑地说他的孩子上学要多交好几百的择校费。而且还由于学位紧张，去年无法入学，她都愁死了。
我便脱口而出，也许我可以帮她问一问，找下关系。其实我的性格并不是很会和领导打交道的人，可是，我近距离地面对这样的一些同胞姐妹，我无法做到熟视无睹。
从风雨中走来，我太明白活在底层的滋味了。许多举手之劳，会影响人的一生。在过往的成长中，我饱受血泪，可是我也曾经得到过许多好人们有心或者无心的“举手之劳”。也许明天的明天，这个妇人不会再在风雨中奋力蹬车，她的孩子会成为栋梁之材，而，在现在孤苦无依的情况下，即使自尊地生存着，也有她与这个城市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留下了我的电话。新学期，她的孩子终于入学了。她打电话向我说谢谢，还说带孩子来看我。我谢绝了。此后，我潜心在小说的创作中，外出也很少不骑摩托车，便没再见过她，慢慢地也淡忘了她。
前些天国外归来的朋友约请吃饭，聚会很尽兴，夜晚回去时春雨斜撇，我又再见到她。还是超市的门口，我提着大袋小袋沉甸甸的蔬菜和食物，侧着身子奔向我的摩托车。这时一辆三轮车停在我身边，我听到熟悉的声音叫我“李老师”。她对我笑，没有一句寒喧，便叫我上车送我回去。她老了一点，还是那样瘦削，可是精神很好。我也对她笑，说我开车来了。她“哦”了一声，定在那儿，欲语还休。我便转身对她说，快去兜生意吧，下雨天坐车的人多。她“哎”了一声，便调转车头了。不一会儿，便有超市出来的客人坐上了她的车。
我戴上雨衣，发动摩托车，她已经载着客人隐进马路上车流中。我在后面看着她奋力蹬车，那左右有节奏地倾斜的身子，想起刚才朋友开的几瓶一千多元一瓶的红酒，想着我衣着光鲜内心阴霾忧郁了无生趣的这段日子，感慨万千。
幸福，真的是需要比较的。
(水妖2007年4月15日)
对于这个妇人，我一直想为她写点什么。
严格意义上说，我和她其实属于并不熟悉，但并不妨碍她的形象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心。
第一次见她，是两年前了。在车站，我刚刚走下广州至恩平的长途大客车，许多营运摩托车和人力三轮车便围上来。我拉着行李箱，知道生存之不易，即使心里厌烦，也不像其他旅客一样表现出来。
抬头处，便见到出口的树影下，有一个瘦小的妇人，发黄凌乱的头发随便在扎在脑后，脖子上围着一条颜色已经变黄了的白毛巾，穿一件洗得掉色了的暗红汗衫，脚上是一双回力布鞋，她静静地坐在她的人力三轮车上，期期艾艾地望着同伴们抢客。这种眼神让我的心咯噔地敲了一下，我想起了小时候我那苦难的母亲，带着自己织的小箩筐在集市上售卖，积攒孩子学费的情景。
她的家里，一定也是有一个或者更加多的需要吃饭读书的小鬼儿吧？或者还有老人或者丈夫要照顾。不然，这样瘦小的妇人，何以要踩这吃力的三轮车呢？在这男性的世界中，她无法竞争，只是这么静静在等待着。
我觉得，我应该向她走去。
她看到我向她走去，探询地望着我，待她确定后，便迎上来。我用普通话告诉她一个地址，问她去吗？她有点犹豫。我把行李放上去，说没事，我来指路就行了，不太远。她点点头。
八月的阳光不仅仅是似火，简直是毒的。坐在车篷里，如在一个烤箱，我全身都是汗水。她的衣服更是湿透了，一边蹬车一边腾出手来抹汗。她也许是腿太短了，每蹬一次，身子就斜斜地侧一次，臀部也跟着重重地歪向一边。我看着她，也许是旅途已经太累，也许是觉得不知要表示些什么，我没再说任何话。只觉得心里有一种很酸涩的东西在悄悄在漫延。
回家的路，要上两个小斜坡，一个很短，另一个比较长。妇人蹬短坡时，我正在出神，觉察不到。上长的斜坡时，我听到她“嗯”了几声，想是在用力的辅助。
她紧绷着的手臂的肌肉，她左右歪斜不停的后背，她的汗水和喘气声，让我惊觉。我说我想下去了。她回头问我到了吗？我说没呢，还有一半路。她说那怎么下车？我说上了这个坡我才上车。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向我笑笑，停下来让我下车。
我再上车后，她轻轻地问我，姑娘你是坐办公室的吧？我说你怎么样知道？她说你看起来很有文化，像你这样的小姐，很少坐人力车的。我也笑笑。
到了家门口，我问她多少钱。她说三块钱。我说这么少？她说本来应该五块钱的，可小姐你在上坡时下车走了那么长的路，收你三块好了。我便给她五块钱，让她拿着。她很腼腆地说了好几次谢谢。
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远门，没有去车站，也渐渐在忘记了这个妇人了。去年秋天，一天下午，我去华润超市采购，刚好没有开摩托车来，手上拿满了东西。这时几辆人力三轮子车围了上来，都问我去哪。我又看见了她。
她已经变得主动多了，眼神也不再胆怯。只是依然瘦小，头发还是随便地扎着，脚上的鞋子换了一双黑色的球鞋。她肯定是不记得我了，当我向她笑并告诉她地址的时候，她说：“好咧，这个地方我经常去，姑娘坐好了啊。”
深秋的天气已经很凉了，而妇人的背还是湿了一大片。上短坡的时候，我要求下车。上长坡的时候，我又要求下车。这个子妇人想起我来了，我重新坐上车，她说：“姑娘，去年暑假你坐过我的车。”我说是的。她说：“你这样好心眼的姑娘，我是不会忘记的。”我笑笑后说：“因为我就是我的母亲像你这样辛劳培养出来的，当女人做着男人应当做的活儿时，我们应当加倍地尊敬。”
我意识到自己在卖弄文化，有点脸红。果然，她说：“男人和女人都是人，活儿哪能都分男女呢。尊敬不尊敬，没工夫想这个喽，我就想着怎么多载几个客人，挣点钱，也好培养我的小孩。”
我问她哪里人，有几个小孩，来恩平多久了。她说她是浙江农村来的，在恩平三年了，有两个小孩，女孩已经八岁，男孩也六岁了。妇人的话匣子一打开，自己就说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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