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奔波浮沉了一个月后，我进了省图书城也就是湖南新华书店总部新华大厦的负二楼，成为一名微不足道的录单员。
之所以微不足道是因为这个工作几乎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外面会玩电脑的小学生也能干，每天只需要敲几个数字进电脑就可以。所以工资也有一个相应合理的数字：700。而长沙的房租每月大约是200—500。除开房租，还有吃饭和搭车，有时一天的公车费比饭钱还多。我一位同事兼好友除了房租、吃饭、搭车外，还要抽烟看报纸，还要养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女朋友，所以每月都在负债。昨天他刚还给我80元，就急急忙忙赶到外面，外面有个表弟正等着他还帐。所以生活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疲于奔命。他说他有个理想，就是做一个图书发行员，先积累一点图书市场的行情和经验，以后开个书店做老板；但先得考个发行员资格证，一打听，培训费比他一个月工资还高，只能先搁着。这就叫无奈。
前段我也想考个什么证件，好象叫教师资格证吧。大学时代一直坚持“无证主义”的，所以毕业时一无所有，连毕业证也是毕业一年后才拿到的。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在社会上混了两年后，才发现没有证件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我是谁？我究竟是谁？我就是我自己啊。可我也许是冒牌的我自己，就象我也许是冒牌的重点大学本科生。我在永州搞过一个家教中心，前后做了大约两年，都是自己亲理亲为，从小学到高中，从语文数学到政治历史，我全教过。加上大学时代的四年家教经历，我应该算有点教学经验了吧。可是这个事实我却没办法证明，因为我没有教师资格证啊，我也没去过什么正规的学校教书，所以没办法给出一个学校开出的什么证明文件。就这样，我得去考一个教师资格证。
最近常想起先秦时代的一个寓言：郑人买履。那位赶集去买鞋的郑国人宁愿相信一根量过脚的小绳也不相信自己的脚，他相信那根小绳就代表了他的尺码，除此之外天下就没有了标准。然而他很遗憾地将小绳遗忘在了家里，于是只好怅然若失，最终没有买成那双历史上最有名的鞋。我们这个时代一再重复着这个古老的寓言。求贤若渴的老板仰天长叹：“天下无绳啊！”而每天疲于奔命的我们只好为了获得那根小绳陷入更大的生存旋涡，最终，我们自己就成了那根小绳。
这是一个认绳不认脚的荒谬时代。
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比我想象的要麻烦太多。原以为只不过走个过场。毕业时有同学考资格证，只是交了三百多培训费，培训几天就过了，然后就到新疆教书去了。现在才知道还要考普通话还要体检还要出示一系列材料，填写一系列表格，然后还要试讲，前前后后花的钱肯定不会少于我一个月的工资，等待资格证发到我手里的时间肯定不会少于三个月。这就叫生存之累。每次我想到为了一个鸟证件要经历这么多关卡和手续，耗费我这么多宝贵青春，我就感觉浑身困顿，直想往床上倒。
我如今蜷缩在繁华喧嚣的星城一隅，仿佛寄身在浮沉随浪的沧海一叶扁舟，只求得到暂时的安宁。梁羽生《萍踪侠影录》中写到：“萍踪寄迹，流水行云。”心向往之。
荷尔德林有个问题：“精神贫乏时代，诗人何为？”我却想问一下自己：“物质贫乏时代，我欲何为？”或许有一天我会同样用一篇文章来回答这个问题：《物质贫乏时代的精神追求》。
新华书店负二楼的工作单调而机械，好处是不用太动脑筋，可以思考些问题，也可以忙里偷闲找本书来看。我的办公环境恰好就是一个图书仓库，真正是坐拥书堆了。只是一律布满灰尘，随手捏起一本书即弄得五指俱黑。更大的好处是可以满足我做做哑巴的愿望，一整天不说话都没关系，不用和一些没趣的人打交道，也不会和谁发生利益冲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敲敲数字，偶尔出一会儿神。我原本就是个内向的人，渴望蜷缩在内心世界不用与喧嚣扰攘的外界肉搏，于是老想着象卡夫卡那样躲在地下室思考和写作。现在好了，我这里刚好就是地下室，我在这里写的东西以后可以被称为“地下室手记”什么的了，就象陀斯妥耶夫斯基写的《死屋手记》一样闻名天下。当然，也可能一文不值。
来这里之前朋友告戒我，仓库里的人比较粗，常说点黄段子，让我要积极适应环境。殊不知我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适应”二字。以前在湖大出版社见习，发现那里的人其实比谁都空闲，于是出了好几个乒乓球冠军。而仓库则流行炒股，听说最近股市牛气冲天，招惹得全仓库的人都掉了魂似的，每隔五分钟就有七八个脑袋探到我的办公电脑前查看股市行情，他们的情绪亦随着股市时涨时跌，时而鼓掌，时而骂娘。可以想见，这个仓库是有可能出个把“股神”的。
一个星期以来，每天吃包子度日。长沙的包子皮厚肉少，咬了半天都不见馅，等于吃馒头，却又不如馒头的分量。下班后提着几个包子招摇过市，好容易才找到一个联通大厅，坚决要求他们帮我取消联通小秘书和眩铃。然后再随便晃悠几条街，直到天黑才敢回家。回家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因为家不是自己的家，房子也不是自己的房子，而且连房租都没交过。半个月前，那位每个月都在负债的朋友告诉我，他的的女朋友吵着要和他同居，于是我得从他家搬出来。就在这个无家可归的关口，我去应聘了一家中专学校，那家中专学校和一个驾校挤在一个大院里，教学楼好象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据说还隶属于省交通厅。后来在知道，不过是刚办起来，一个学生都没有。他们校长是个未老先衰的中年人，见到我后先客套一番，说我既然来了，肯定保证我上岗，我们是重视人才的，云云。最后才告诉我条件，这时他的脸上漾出一丝诡秘的微笑：先招生，后上岗。招生期就等于试用期了，如果你能招到15个学生，就直接上岗吧；招到6个学生就优先考虑。要知道现在是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啊，一大堆大学生等着上岗，如果一个都没招到，就只好和一堆人慢慢竞争了。学生乃学校之根本，没有学生还要你们这些老师干什么呢？学生也是立足之根本啊，没有学生的学费我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啊？说到底，我得先招生。招生就得回家乡，利用我与中学老师的关系帮他们弄来学生。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费用，比如回家的路费，回家后张罗招生的费用，还有请中学老师吃饭的费用等等，这些钱得我自己先垫着，就象跑业务一样，得先投资点钱。但如果一个都没招着这些钱白花了。所以我掂量着，还是不去招生为妙。事实上我哪还有钱回家啊？混成这模样，又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想到这里我的两行眼泪就下来了。于是直到今天我还没帮他们招生。可他们的房子我一直住着。原本有个老乡和我住一起，也是被骗来招生的，在学校白住了一个月后就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了，于是找了个单间租下来。而我还厚着脸皮住着。
寝室里的插座一律没有电。刚来那几天就到校长办公室给手机充电（因为整个学校就一间办公室，就是校长办公室）。现在肯定没脸去了，只好把手机带到新华书店充。最麻烦的是，校长的家就住我旁边，与我近在咫尺，而且每天洗刷的水池就在他家门口，尽管我只晚上才回家，但还是不免撞见他，还有他那位姓马的夫人。见了也只好厚着脸皮打个招呼：“哈哈……您好校长，这么早啊……”其实见到他通常都是晚上，一点都不早，而且我还裸着身子，刚洗完澡回来，只吊着条裤衩，一手捏着毛巾，一手握着洗发水，脸上的笑容可爱极了。
破旧的学校荒草丛生，门可罗雀。每次从厕所回来的路上，都有几只小鸟惊飞于草丛间。其实有谁知道，我比一只鸟儿更容易受惊。
在长沙奔波浮沉了一个月后，我进了省图书城也就是湖南新华书店总部新华大厦的负二楼，成为一名微不足道的录单员。
之所以微不足道是因为这个工作几乎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外面会玩电脑的小学生也能干，每天只需要敲几个数字进电脑就可以。所以工资也有一个相应合理的数字：700。而长沙的房租每月大约是200—500。除开房租，还有吃饭和搭车，有时一天的公车费比饭钱还多。我一位同事兼好友除了房租、吃饭、搭车外，还要抽烟看报纸，还要养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女朋友，所以每月都在负债。昨天他刚还给我80元，就急急忙忙赶到外面，外面有个表弟正等着他还帐。所以生活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疲于奔命。他说他有个理想，就是做一个图书发行员，先积累一点图书市场的行情和经验，以后开个书店做老板；但先得考个发行员资格证，一打听，培训费比他一个月工资还高，只能先搁着。这就叫无奈。
前段我也想考个什么证件，好象叫教师资格证吧。大学时代一直坚持“无证主义”的，所以毕业时一无所有，连毕业证也是毕业一年后才拿到的。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在社会上混了两年后，才发现没有证件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我是谁？我究竟是谁？我就是我自己啊。可我也许是冒牌的我自己，就象我也许是冒牌的重点大学本科生。我在永州搞过一个家教中心，前后做了大约两年，都是自己亲理亲为，从小学到高中，从语文数学到政治历史，我全教过。加上大学时代的四年家教经历，我应该算有点教学经验了吧。可是这个事实我却没办法证明，因为我没有教师资格证啊，我也没去过什么正规的学校教书，所以没办法给出一个学校开出的什么证明文件。就这样，我得去考一个教师资格证。
最近常想起先秦时代的一个寓言：郑人买履。那位赶集去买鞋的郑国人宁愿相信一根量过脚的小绳也不相信自己的脚，他相信那根小绳就代表了他的尺码，除此之外天下就没有了标准。然而他很遗憾地将小绳遗忘在了家里，于是只好怅然若失，最终没有买成那双历史上最有名的鞋。我们这个时代一再重复着这个古老的寓言。求贤若渴的老板仰天长叹：“天下无绳啊！”而每天疲于奔命的我们只好为了获得那根小绳陷入更大的生存旋涡，最终，我们自己就成了那根小绳。
这是一个认绳不认脚的荒谬时代。
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比我想象的要麻烦太多。原以为只不过走个过场。毕业时有同学考资格证，只是交了三百多培训费，培训几天就过了，然后就到新疆教书去了。现在才知道还要考普通话还要体检还要出示一系列材料，填写一系列表格，然后还要试讲，前前后后花的钱肯定不会少于我一个月的工资，等待资格证发到我手里的时间肯定不会少于三个月。这就叫生存之累。每次我想到为了一个鸟证件要经历这么多关卡和手续，耗费我这么多宝贵青春，我就感觉浑身困顿，直想往床上倒。
我如今蜷缩在繁华喧嚣的星城一隅，仿佛寄身在浮沉随浪的沧海一叶扁舟，只求得到暂时的安宁。梁羽生《萍踪侠影录》中写到：“萍踪寄迹，流水行云。”心向往之。
荷尔德林有个问题：“精神贫乏时代，诗人何为？”我却想问一下自己：“物质贫乏时代，我欲何为？”或许有一天我会同样用一篇文章来回答这个问题：《物质贫乏时代的精神追求》。
新华书店负二楼的工作单调而机械，好处是不用太动脑筋，可以思考些问题，也可以忙里偷闲找本书来看。我的办公环境恰好就是一个图书仓库，真正是坐拥书堆了。只是一律布满灰尘，随手捏起一本书即弄得五指俱黑。更大的好处是可以满足我做做哑巴的愿望，一整天不说话都没关系，不用和一些没趣的人打交道，也不会和谁发生利益冲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敲敲数字，偶尔出一会儿神。我原本就是个内向的人，渴望蜷缩在内心世界不用与喧嚣扰攘的外界肉搏，于是老想着象卡夫卡那样躲在地下室思考和写作。现在好了，我这里刚好就是地下室，我在这里写的东西以后可以被称为“地下室手记”什么的了，就象陀斯妥耶夫斯基写的《死屋手记》一样闻名天下。当然，也可能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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