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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时就注定了他将是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
他有着南方男人的特点，一米六的个头、不宽阔的肩膀、不多的话语、憨厚的笑声。
以前对他的记忆总是很模糊，因为他都在城里打工，逢年过节才回家一次。那时我只觉得城里五光十色，充满了吸引力，并不知道他在工地上起早贪黑、风吹日晒的辛苦。他很吝啬，一年回家也舍不得给我买礼物，我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吃水果不削皮的习惯，多次口头警告无效之后，他有点失落了。突然有一天，他拿来两个梨，笑嘻嘻地对我说：“我们来比赛，看谁能够不削断梨皮，谁输了谁就不能吃梨。”我依旧望着电视，他顿了顿又说：“你信不信我能不削断梨皮，如果削断了我就把梨扔了。”他那么小气，才不会把梨扔了呢，我不相信，所以跟他打赌。眼看我就要输了，结果他的刀一歪，长长的梨皮“啪”掉到了地上，我“哈哈”大笑起来。他一副很囧的样子，摊开手说：“吃不成了，但是扔了好可惜，算了给你吃吧。”我就这样上了他的当，从此以后，他再也削不出不断的梨皮。
现在我离开了，他从来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每次给他老婆打电话时，他总是在一边不说话。上次回去之前，破天荒地给他打电话，他说：“坐飞机的时候小心一点，问路要找警察或者老年人，要小心骗子……”我很无奈地打断他的话：“行啦，我又不是小孩。”结果他说了句很气人的话：“我知道你不是小孩，但是你很笨。”我很生气，打算不理他了，他也说很忙不能去汽车站接我。一路上我都在想要怎么报复他，骗他一次，然后幸灾乐祸地说：“你不是小孩了，但是你也很笨。”不给他礼物，让他失望去吧。我正乐此不疲的时候，在汽车站看到了他。夜幕中他的身影那么瘦小，旁边粗壮的泡桐树像是巨大的怪兽一样伫立着。我忘记了几个小时前在飞机上想的一堆报复计划，拖着箱子屁颠屁颠地朝他跑去。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两边的房屋亮着灯，快速的向后滑落——像大片的流星，如果真的是流星，我想我会许愿：愿这个男人一生平安。
这个男人并不属于我，二十一年前他已经和别的女人结了婚。
父亲的生日就要到了，年逾古稀的老人身体尚算健朗，只是经年的糖尿病令他的双目已近失明。昨天妈妈打来电话，末了一再强调父亲不让我汇款过去。按惯例，我通常在这个时节给父母寄一点钱，虽然也知道，对于一贯节俭的父母，退休金可以让他们生活得很好。可除此，我真不知道如何表达对父亲的敬意和歉疚：年底了，工作总是更忙，脱身不开。我也知道，有一天，我终会后悔，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多挤出一些时间陪陪父亲。
小时侯，父亲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六十年代初，他便一人军转在上海工作。而在北方的老家，妈妈带我们姐弟仨过活。我是驻家的唯一的男人，说是男孩更确切。尽管小，心里还是给自己负荷了性别上的使命：不能让妈妈太辛苦，更不能让妈妈受委屈。家中的安全责无旁贷，每当夜幕降临，闭门锁户是我的任务。胆小的二姐不敢走夜路，夜校自习总要与我结伴同行，那时的我尚未入校，坐在教室的旮旯里打瞌睡。看到别人家的爸爸散学时来接孩子，心里的羡慕是有的。我真不明白，周围的小伙伴总是嫉妒我有一个“出外”的“洋爸爸”，这有什么好呢?难道能吃上甜腻的萨其马，朱古力味道的椰子糖，戴着塑料小手表就是有“洋爸爸”的好处?我宁愿和他们一样，有一个务农在身边，可以帮我掏鸟蛋、摘酸莓，傍晚领我到水库池塘洗澡的爸爸，这样，夏夜里我也可以跟他一起串上几个村子赶场看《小兵张嘎》，第二天，不至于在同学们眉飞色舞的电影讨论中哑然噤声。
距离产生隔阂。那时的我是不太喜欢爸爸的，虽然没有告诉任何人。每年春节临近，爸爸便会开始休上两个月的探亲假。妈妈是高兴的，穿上簇新的合身衣服在试衣镜前打量自己，她本来就很美，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城乡的差别真的很大，一块“上海牌”手表足以让她卓然不群。妈妈把我们也修整得很体面，等待爸爸的检阅。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杀鸡宰鹅，热水浇过去，拔毛的脏活通常由我来做。我不明白，凭什么爸爸一年在外，回来却享受这样的待遇?我端倪着他，这个比别人的爸爸更魁伟、更白皙的男人：他在外面也一定过得很好，周围吃红薯、啃饼子的男人是黄瘦的，哪有这样的气色仪态。爸爸的到来，分散了妈妈、姐姐对我的关注，二姐更因为好看的纱巾和红色的小皮鞋而忘却了我的好，夜读的陪走也授权给了爸爸，这更拉大了我和爸爸的距离。时间消磨着隔阂，那种天然的亲情才慢慢热起来，使我终于不至于放学后见他一人在家便只问“我妈呢?”，而在他亲手把我扒个精光后抱到澡堂里，热气腾腾中，他的胸膛是宽阔厚实的，双手是熨贴温暖的，那时才真切地体会到我跟这个男人一脉相承的关系，心里才确确地喊着“爸爸”。好景不长，年后的送别，照例是妈妈红红的双眼，姐姐们则不闭嫌地哭出了声，我躲在门后心酸着，使劲地咬着嘴唇。只等爸爸走过来，用他那双大手摩挲我的头、我的脸、我的小小的身体、童年便在这聚散两依依中溜走，年复一年。
我独立得早，初中便住校。这样的选择也是不得已：那时妈妈已去了上海，大姐结了婚。和父母的沟通只靠鸿雁传书。收发处的大爷都知道我有一个在上海的爸爸。是啊，小孩家的哪来那么多信呢?信总是以“亲爱的儿子”开头，这让我想起国外爱情影片中男、女主角暧昧肉麻的眼神。内容照例是嘱咐我吃好、穿暖，生活上不用省钱。强调再三的还有一句话：你要好好学习，不要荒废光阴，毁了“钱”途。爸爸小时候很苦，三岁便已没了父母。他能写信，所有的知识都是在部队里自修的，有了错别字，也不离奇。可我当时多半粲然一笑，以此作为无聊生活中的又一佐料，很少能把整封信都认真读完，老师的罗唣差不多也是这些罢。可信还是锲而不舍地来，越临近考试越频繁。他还嘱咐我：忙，就别回信!爸爸哪里知道：我的时间是这般充裕，总觉得岁月过得太慢了。
等我上了大学，济南到上海的票根便是我青春的年鉴，和爸爸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这时，他也在慢慢变老。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在我面前的小小卑微。他眼里的大学生一定是另一个概念吧：神秘到无从谈起。爸爸没有进过小学，而我却被称为时代骄子。父子之间在议论某个话题时，他总会先试探我的观点。其实爸爸早先一定明白：我们之间的问题是代沟，这是由各自不同的时代意识决定的，与学识的深浅毫无关联。而我期待的争论、辩解往往就这样在我一个人洋洋洒洒的论述中云消雾散。年少张狂的我如此便陶然在这屡次的胜利中，至今如梦方醒：我怎会睿智过大我三旬走南闯北的父亲?
如今，我早已成家，作为一个男孩的父亲也已整整十四年。岁月流逝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个父亲的苦衷：辗转在亲情与责任，慈爱与严苛的狭缝里，游走在得意与落魄，欣慰与怅惘的天地间。没有一时不惦念妻儿老小，没留一刻去关注自身，爱国顾家，这便是天下父亲。
临近父亲的生日，我以这篇拙文表达对他的思念和敬意。
我的爷爷辈打上都是农民，直到我父亲辈才出了个“先生”，我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和奶奶，因为我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在了。
当年，父亲的聘礼是“老二件”——手表、缝纫机，没有自行车。我曾问母亲为什么嫁给父亲，她说因为父亲肚子里有墨水。母亲，只是初中毕业。
我的父亲是位老师，确切地说是半个“先生”，因为课时要教书，闲时还要耕种。
父亲家穷，穷得出名，据说当时有人来找我们家，只消喊道“你们村最穷的住哪?”，牧童便会遥指我们家。可是，毕竟没有人敢怠慢我们，因为父亲是先生。像当时中国的所有农村一样，那可是知识分子，是名人。虽然，父亲的最高学历也不过是师范专科。
母亲是个强人，真正的一家之主。说起我的母亲，村里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的。我的父亲是老师，我的姐姐继承了父业是一名小学英语老师，而我上了大学。虽然，我们家现在没有楼房(家中积蓄都用来供我们姐弟上学)，没有小车(机动车还是有的)，可是在村里没有人敢小觑我们。论经济实力，我们家确实不怎么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已。但论综合实力，我们家就是上游了。论文化实力，那我们家更是名列前茅。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没有我母亲，就没有我们这个家，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母亲是个居安思危的人。道理说我们家已经遥遥领先了，可母亲从来不这样认为，相反她经常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
“……以前我们家啊，可艰难了……
那时候，我们住在老屋。砖木瓦房，一厅两房。我和你爸住一个房，另一个房用来做牛舍，你们姐弟就在厅堂里摆一张大木床睡。那厅堂里还摆了一张四方桌用来吃饭。你们姐弟淘气，一吃过饭就从桌上一蹦就跳到了床上……
那时候咱家没钱，地板还没铺水泥，刮风下雨时屋顶就会漏水，地面坑坑洼洼，像拌稀泥一样。牛舍里，还放着鸡，牛粪鸡屎臭熏天……
唉，那时候可艰难啊……
你爸那会儿，工资低得还不如叫花子，一个月才那么十来块钱。靠他那点工资，根本就养活不了这么一大家子。那时候你爸可辛苦了，一上完课，就得赶回家帮我挑粪水……
‘妈，你当年可是村里的致富能手啊。现在叔伯他们还提起您呢，说您是我们这方圆百里，第一个种辣椒种苦瓜的啊。’我打趣道。
母亲呵呵地笑。
是啊。那些年是赚了几个钱。可是都用来帮补家用了啊，家里的水泥地板是用卖辣椒的钱给铺上的，还有收音机、电视机是卖苦瓜换来的……你们啊，没有赶上好时候，你们读小学那会每年还要交学费，那像现在国家给钱咱读书。
你爸不中用。说来可气人了，好不容易攒了个几万块，准备凑合着盖幢小楼，可你爸非要用来盖厨房。
‘哈哈……妈，我们家是没有楼，可我们家的厨房可是现代化哦。’
母亲又呵呵地笑了。
……”
夜深人静，母亲睡去了。我没有睡，收敛起不羁，沉思着母亲的大半生——母亲让我亲身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不恢弘，不伟大，但很真实，很感动。
母亲为人果敢，做事风风火火。自从我们姐弟俩到城里念书，家里就不种地了，因为人手不够，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可是今年，母亲突然心血来潮，决定重操旧业——种地。父亲是不支持的，大概是工资又涨了，加之政府这几年对他们这些教育战线上的老将们进行“青春补偿”，底气足了，说话就响了。可是，没有人能拦得住母亲。她硬是种了一亩水稻，开荒了一小块菜地，还养了十来头猪。母亲老了，动作不麻利了，我们又不在她身边。可母亲脑子还机灵，重活都请人代劳，请拖拉机犁地，请收割机收割，猪粪用来做肥料……“自给自足”——这就是母亲经常唠叨的。现在，她老人家倒是清闲，有空就拿起自个的手机(手机下乡时买的)和她的小外孙们聊天。
母亲可是优哉游哉，我还得忙着盖楼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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