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死了。
她走的那天，街坊邻居都去送她。那天的雪好大!大团大团的，但，暖而不化!
少时记忆里，父母很忙。忙了他们都会把我送到大姑家，让她帮着照看。大姑家和我家不远，只隔着几条窄窄的胡同。拐过胡同的墙角，都会看到她坐在自家靠墙的一个小石头墩子上，阳光也总是透过一棵老槐的缝隙，灿烂地摇曳在她瘦弱的身躯上。看到我来了，笑咪咪地从父母手中拉过我的小手，扯着小碎步，一只手扶着斑驳的门楼，小脚一步一捣，费力地迈上几个石头台阶，穿过拱形的门洞，走进洒满阳光的小院子里。一边走一边高声对父母说：“刚是个好孩子，(不淘理)(不淘气)的，你们快去忙吧”。
大姑的脚是毡过的，即所谓的小脚。她是民国二十九年(1931)生人。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逼着她娘用硬板子把大姑的双脚别住，用长长的布条缠起来，脚趾与脚趾硬是折在一起，熬成畸形，弓起来。国人美其名曰：“三寸金莲”。这在当时封闭的北方农村，尤其是山西北部山区，甚是流行。很不幸，大姑就这样被当时社会恶习在肉体和精神上烙印下一生痛苦的记忆符号。
因之，她落下了脚疾，时常脚疼，也常常摔倒。每次干活或走路多了，疼的咧嘴弯腰，抚摸好久。曾记得她一次脚疼，坐在小院子的板凳上，看着她一层一层解开长长的裹脚布后，露出畸形的脚丫。我很好奇：“大姑，你为啥要裹那么长的布条啊，你的脚怎么是这样的?不疼吗?”
大姑眼中流泪。她摸摸我的头：“这是小的时候，爹娘逼的。八路军来了后就不让缠脚了，解放了好多妇女”。
小时候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姑父这个人。长大些后，才从父母口中，知道一些姑父的故事：姑父祖父在我们当地，也算是富裕人家。大姑嫁过后，连年兵连祸结，姑父家也家道中落，贫困潦倒。有一天，姑父突然下落不明，不知所踪。村人都说他跟着国民党的部队走了。遗下孤儿寡母艰辛度日。解放后的一天，姑父又突然回来了，还抱着一个男孩回到了村里。也就是现在的二表哥。姑父说是在回家途中，在河南捡拾的。大姑待这个孩子身如己出，尽心抚养。文化大革命来了，因姑父家是富农，成分不好，又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姑父被每日里游街批斗，戴高帽，做最苦的活。他忍受不了每日的批斗，跳水窖自杀死了。
姑父死后，大姑独自抚养着五个孩子。大姑是小脚，干不了重活，挣不上工分，就每日里帮衬人家缝补衣服，看护小孩，再后来些，买了一台破旧的压面机，帮村人压一些面条挣点零钱，艰难度日。大表哥很小就辍学远行去山西下煤窑谋生养家。大表姐高中毕业后，家中贫穷无力承担大学费用，含泪回家帮家里干活，照看弟弟妹妹。最是可怜小表姐，少时高烧无钱医治，烧坏了脑子，落下终生残疾。
慢慢地，岁月长流，大姑老了，走不动了。儿女都成家立业，小表姐也找到婆家有了孩子，该是享受天伦之年了。可是她心中一直惦念一件事：小表姐脑子有病，这是她一生的愧疚。表姐丈夫亦是残疾，他们无力抚养孩子。大姑毅然决然地把襁褓中的孩子抱来，在古稀之年，把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把屎一把尿，抚养成人，一直到大姑去世。个中艰辛感天动地，让人唏嘘!
大姑，其实不是我家亲戚。这是我长很高的时候才弄明白的。“大姑”，只是街坊邻居辈分上的称呼而已。然而，我心中一直固执的认为，她就是我的亲人。每到逢年过节，闲暇之时，我都会带着孩子，谦卑地靠在老人身边，抚摸下老人沧桑的脸颊。我的童年记忆里，也永远铭刻着这样一个小脚老太太，她蹒跚着小脚，张开瘦弱的臂膀，焦急地在铺满滚圆溜光的小石头的小院里追着我，嘴里喊着：“刚刚，慢点跑，别摔倒了”。
墙角边，一树槐花灿烂如嫣…………
作者| 赵安刚
文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