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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经典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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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故事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性,故事是历史的传播载体,起到了传承历史的作用,历史则是故事的内涵,丰富了故事的内容。以下是本站小编精心整理的汉朝经典历史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

汉朝经典历史故事

汉朝经典历史故事篇一:史上最“抠门”皇帝

汉文帝刘恒,西汉开国皇帝高祖刘邦之第四子。公元前197年,在萧何等33位朝臣的举荐下,七岁的刘恒被封为代王。刘恒的母亲薄氏,终刘邦之世,一直处在“诸姬”当中,从没有升到“夫人”的行列,故此其母子才能躲过吕后的迫害,平安地活下来。公元前188年,只有22岁的汉惠帝英年早逝,吕后分立刘恭、刘弘为帝(史称西汉前、后少帝,因处在吕后专权时期,且被认为非盈帝后代,故未被正史承认)。公元前180年(吕后8年),吕后死,宫廷发生变乱,齐王兄弟兴兵伐吕,太尉周勃、丞相陈平见势亦响应,夷灭吕氏一族,史称“荡涤诸吕”。功臣派畏齐王势壮,贪代王势孤,拥立之。公元前180年,刘恒登基为帝,是为西汉史上第三位皇帝(若算上上述提到的前后少帝,则是第五位)汉文帝;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在位20xx年,享年46岁,葬于霸陵(在今陕西长安区东),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他也是《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主角。

北宋文学家吴垧《五总志》上有这样的记载:汉文帝刘恒以“履不藉以视朝”。草鞋最早的名字叫“屦”。由于草鞋材料以草与麻为主,非常经济,且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平民百姓都能自备,汉代称之为“不借”。在汉文帝时,已经有了布鞋,草鞋已经沦为贫民的穿着,而汉文帝刘恒以“履不藉以视朝”,就是说他穿着草鞋上殿办公,做了节俭的表率。不仅是草鞋,就连他的龙袍,也叫是“绨衣”,绨在当时就是一种很粗糙的色彩暗淡的丝绸。就是这样的龙袍,也一穿多年,旧了,也让皇后给他补一补,再穿。

汉文帝自己穿粗布衣服不说,后宫也是朴素服饰。当时,贵夫人们长衣拖地是很时髦的,而他为了节约布料,即使给自己最宠幸的夫人,也不准衣服长得下摆拖到地上。宫里的帐幕、帷子全没刺绣、不带花边。

古代皇帝住的宫殿,大都要修又大又漂亮的露台,好欣赏山水风光。汉文帝本来也想造一个露台,他找到了工匠,让他们算算该花多少钱。工匠们说:“不算多,一百斤金子就够了。”汉文帝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这一百斤金子合多少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工匠们粗粗地算了一下,说:“十户。”汉文帝听了,又摇头又摆手,说:“快不要造露台了,现在朝廷的钱很少,还是把这些钱省下吧。”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宫室就是宫殿建筑,苑囿就是皇家园林以及供皇室打猎游玩的场所,狗马即供皇帝娱乐使用的动物、设施等,服御即为皇帝服务的服饰车辆仪仗等。这些都是皇帝们讲排场、显威严、享乐游玩必不可少的,皇帝们大都十分重视。然而文帝当皇帝二十三年,居然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没有增添车辆仪仗,甚至连狗马都没有增添。

汉文帝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本皇帝决不当收藏家。他还能关心百姓的疾苦,刚当皇帝不久,就下令:由国家供养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要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要再发一些麻布、绸缎和丝棉,给他们做衣服。春耕时,汉文帝亲自带着大臣们下地耕种,皇后也率宫女采桑、养蚕。

在他死前,最后安排了一次节俭的活动—他的丧事。他在遗诏中痛斥了厚葬的陋俗,要求为自己从简办丧事,对待自己的归宿“霸陵”,明确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即按照山川原来的样子因地制宜,建一座简陋的坟地,不要因为给自己建墓而大兴土木,改变了山川原来的模样。”

汉文帝还主张死后把夫人以下的宫女遣送回家,让她们改嫁。

汉文帝在位期间,轻徭薄赋,甚至20xx年免收全国田赋。他还亲自耕作,做天下之表率,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政治上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政权,对外妥善处理同南越和匈奴的关系,对南越王赵佗实行安抚政策,对匈奴在实行和亲政策的同时,加强了边防的力量。匈奴曾三次侵犯汉境,汉文帝均及时派兵还击击退强敌。汉文帝废除严邢苛法,带头执行法制判决,并且知人善任,虚心纳谏,提拔重用人才,使汉朝从国家初定逐步走向繁荣昌盛,为后来汉武帝的横扫四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朝经典历史故事篇二:汉景帝给百姓加官封爵

汉景帝刘启从老爹手里接过国家重任和家族遗产的时候,老爹曾嘱咐他两句话,大概意思是:你当政以后,务必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把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延续下去,切莫不要自己瞎折腾;万一哪天国家发生动乱,一定要让周亚夫统领军队去平息,他绝对能够保证江山社稷的安全。

景帝这个人,自己虽然缺少治国韬略,拿不出更多好办法,但最大特点是听话,善于“萧规曹随”。对老爹的临终遗言,他始终牢记在心,念念不忘。他还把“休养生息”作为座右铭放置案头,作为他的工作方针。

景帝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天下”。这体现了他为人宽厚的美德,这美德估计是他老爹遗传的。文帝当政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能充分体现他宽大胸怀的故事。这个故事曾流传天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缇萦。当人们谈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称赞缇萦救父的智慧和勇气,把作出最终决定的文帝放在一边,这显然有失公允,如果没有文帝的慈悲之心,怎么会刀下留情,又怎会有后来的修改刑典呢?

大赦天下在景帝之前早已有之,做法并不稀奇。但到了景帝这里,进一步发扬光大。景帝大赦天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使用频率比较高,另一个是涉及对象比较宽。景帝在位总共20xx年,据不完全统计共7次大赦天下,接近平均两年一次。元年四月,大赦天下;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同年六月,大赦参与“七国之乱”的罪犯;四年六月,大赦天下;中元元年,大赦天下;中元五年六月,大赦天下;后元元年三月,大赦天下。他不仅大赦那些刑事犯罪,还大赦那些参与叛乱的政治犯,可以看出他的宽厚之心。景帝如此为之,小处看是为了给那些犯过错误的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大处看是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以德治国,体现的是一种基本国策。

景帝上任之后的另一个雷人之举是给天下老百姓人人封官,而且享受一定的级别待遇。景帝元年四月,赐予百姓爵位一级。中元元年四月,赐予百姓爵位一级。后元元年三月,赐予百姓爵位一级。后元三年景帝临终遗言,赐予诸侯王至百姓作为户主的每人爵位一级。景帝这一做法,看似并无实际意义,但实际作用不可低估。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虽然有了官位以后,也只能自己管自己,但是至少有了“爵位”身份,有了某种自豪感,干起活来自然会干劲倍增。

景帝实施德政的另一个举措是经常给百姓减免税收,有时还发救济金和慰问金。元年五月,景帝下令,全国减免一半的田租。不要小看这个命令,减免一半,是个什么概念?这可不是个小数,如此关注民生、惠及民生的政策,老百姓能不拥护吗?

景帝临终之时念念不忘百姓的疾苦,在他的遗言里,有这么一条,给天下老百姓每户发一百钱。全国每户一百钱,这也不是个小数目。

景帝“以德化民”最富有代表性的举动,当属亲事躬耕。为了鼓励农民努力耕作,劝勉各级领导干部关心农业生产,每到春耕时节,景帝都带领皇后和太子到最艰苦的地区亲自种地。景帝亲事躬耕不是为了做样子,而是亲自上阵,来真的,干实的,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真正做到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连皇帝都如此重视农业生产,其他朝中百官又怎么敢忽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呢?

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汉景帝刘启是个有德行的人,是个关心民众疾苦的人,总而言之一句话,是个好人。但是,好人有好人的弱点,那就是心地太善良,没有防人之心。这样的好人,做社会道德模范或慈善家可以,当皇帝有时难以驾驭大局。因为,一个称职的皇帝,必须文武兼备,既要厚德载物,又要铁腕治军,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景帝曾经有过一次深刻的教训。

或许是由于景帝太善良了,致使有些诸侯国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图谋不轨。这其中尤以吴王刘濞为甚。他不仅违反国家禁令,私自开采铜矿,还私自煮盐,而且招兵买马,日益骄横。景帝在位期间,刘濞从不到京城参见,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这显然是欺负皇帝是老实人。

对于刘濞等人的行为,景帝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但手下的大臣晁错看出了问题。他认为,如果不及时削弱诸侯的势力,这些人早晚有一天会起兵造反,要想有效预防他们造反,必须主动出击,想办法削弱他们的实力。对于晁错的建议,只顾以德行治天下的景帝,缺乏最基本的政治敏锐性,总是担心一旦削地,会引起诸侯造反。殊不知,如果他们背后长着反骨,早有造反之心,削地会造反,不削地也会造反。造反只是迟早的事儿。

后来,在晁错等人的强力建议下,景帝勉强同意削地。没想到这次行动,让吴王刘濞找到了起兵造反的借口,他趁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

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向皇帝发难。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举兵西向进发。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景帝一时没了主张,听说叛军不是反自己,而是反晁错,只要杀了晁错就天下太平,平安无事了,这位天真的皇帝大人居然真的把一代忠臣晁错给杀了。

景帝主动杀掉晁错后,并没有解除叛乱危机,叛军依然不退,公开声言要夺皇位。到了这时候,景帝才知道,吴王为了谋反,已经准备了十几年,与晁错削地毫无关系,只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借口而已。景帝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真正的考验,如何保住皇位,如何保住家产,让他确实犯了难。

危难之际,景帝想起了老爹的临终遗言,想起了文帝死前曾经提到的那个人。于是,他命令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及大军全力镇压“七国之乱”,绝不能让他们谋取天下财富的野心得逞。周亚夫果然不负众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十天的时间,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瓯,被人所杀。其余参与造反的六王全都畏罪自杀,天下重新回归。

由于景帝“富国有方”,文帝时期的繁荣景象得以进一步发展,历史上第一个盛世达到了巅峰时代。据史书记载,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那是“相当地壮观”;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了,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

汉朝经典历史故事篇三:不学无术的刘邦如何用人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在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任何读这段文字的人,都会对张良、萧何、韩信的文韬武略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真正值得崇敬和景仰的,当首推汉高祖刘邦。

知人善任,对很多人来说,践行之委实不易。而刘邦却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刘邦年少“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才混了个泗水亭长的升斗小吏,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大洗牌中,他居然力挫群雄,最终建立了西汉王朝。他成功的法宝是什么呢?一句话,张良、萧何、韩信等人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汉王朝建立的整个过程证明:张良在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中起到了“参谋长”的作用,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大功臣。萧何输送士卒粮饷,支援前线作战,起到了“后勤部长”的作用。韩信用兵如神,多多益善,屡建奇功,在垓下大败项羽,一战定乾坤,起到了“总司令”的作用。

刘邦手下的文臣武将,大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曹参是沛县的区区小吏;樊哙是宰狗的屠夫;夏侯婴是马车夫;周勃以编席为业,兼当吹鼓手帮人办喜、丧之事;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郦食其是穷书生;彭越、黥布是强盗。至于陈平,原是魏王咎的太仆,后从项羽入关,任都尉。他投归刘邦以后,被任以护军中尉之职。他曾建议用反间之计,使项羽不用谋士范增,并以爵位去笼络大将韩信,为汉朝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历任惠帝、吕后和文帝时的丞相,还配合周勃,粉碎了吕后的政变。若问他个人的历史,家里贫穷,做小官时,贪污受贿,又和嫂子关系暧昧,素有“盗嫂受金”之讥。而韩信呢?在他寄食于南昌亭长和漂母之家时,也受尽了豪门阔少的欺凌侮辱,有“使出胯下”的丑名。

就是这些看来出身不好的人,有的甚至称得上“鸡鸣狗盗”之徒,“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但都能为刘邦所用“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取其所长,避其所短

刘邦的精明之处在于用人如使器,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张良,韩国贵族,生活于高层,擅长权谋;萧何,沛县吏,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极富行政组织才能,故负责粮草;韩信,“项梁、项羽起事,仗剑从之”,有带兵之勇。此“三杰”,正是刘邦用其所长、各得其所所造就的。此外,樊哙,少以屠狗为业,跟随刘邦南征北战屡立奇功。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向刘邦呈《新语》12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后成为着名的政论家。

于是,刘邦手下,谋臣如雨,猛士如云,一时蔚为壮观。

刘邦的过人之处在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刘邦的队伍里有很多人原来曾经是在项羽手下当差的,因为在项羽的部队里面待不下去了就跑过来投奔刘邦。刘邦敞开大门,一视同仁表示欢迎。比方说韩信,原来是项羽手下的人,因为在项羽手下不能发挥作用,就来投奔刘邦。又比方说陈平,他走的路更多——原来是魏王手下的人,因为不能发挥作用就投奔项羽,又不能发挥作用就再投奔刘邦,当陈平从项羽的军中逃出来前往汉营时,刘邦是“大悦之”,非常高兴。他问陈平,陈先生在项羽那里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啊?陈平说,担任都尉。刘邦说,好,你在我这儿还当都尉。马上任命陈平做都尉。任命公布以后,汉营舆论哗然,很多刘邦的老随从不满意,所以就有人去到刘邦那里说陈平的坏话,但刘邦不予理睬。

正是由于刘邦这样的信任,陈平才愿意为刘邦效力。当时刘邦和陈平曾经有个谈话,刘邦问,你看我们现在和项羽处于一个胶着的状态,谁也吃不掉谁,请先生想一想有什么办法能够出奇制胜,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呢?陈平说,项羽多疑,我们可以使反间计,让项王不再信任手下的人,等于砍掉了他的左膀右臂,不就行了吗?刘邦说,这个主意好,那就请陈先生来操作吧。费用没有问题,马上拨款黄金四万斤(那个时候讲的黄金就是黄铜),随便你怎么用,不问出入。什么叫不问出入呢?就是不报销,不审计,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只要给我把项羽搞掂了,节约下来的都归你自己。

对于人才,他们需要的不尽是应得的酬劳,而更多的是需要尊重和信任。要尊重这些人才,惟一的办法就是以诚相待,实话实说。刘邦就有这个优点,张良、韩信、陈平这些人,如果有什么问题要跟刘邦谈,提出问题,刘邦全部都是如实回答,不说假话,哪怕这样回答很没面子。

使用人才,首先是要信任他,尊重他,同时也应该奖励,因为奖励是对一个人才贡献的实实在在的肯定。刘邦夺取天下以后,根据各个人的不同功绩,对功臣论功行赏,不但封赏了萧和、张良、韩信、彭越等一批人,还封赏了他最不喜欢的人——雍齿。雍齿一封,所有的功臣都安心了,明白了刘邦是真正的按功劳而不是按亲疏行赏,一碗水端平后,公生明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论功行赏时,刘邦裁定:萧何第一。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刘邦的老成谋国。 为什么要定萧何为第一功臣呢?第一,萧何是革命元老,也是建国元勋,是跟刘邦一块儿起义的,且功勋卓着。第二,萧何至关重要的贡献,在于其及时抢救了大量的文书档案。当时刘邦打进关中,军队冲到咸阳城里后,那些将军们在干什么呢?抢东西,抢金银财宝,或者忙着抢女人。只有萧何冲进秦王朝的国家档案馆,把秦朝的地图、账本、各种文件资料全部保存了下来。最后刘邦一统天下的时候,对整个国家的形势,比方说哪个地方穷哪个地方富,哪个地方有些什么物产,有些什么情况,都了如指掌。

刘邦可以说是很懂得领导艺术的典范,正是由于他能够信任人才,使用人才,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又暗中地加以防范和控制,从而把当时天下的人才,都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优化组合,这样一来,他夺得天下也是必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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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经典历史故事篇一:史上最“抠门”皇帝

汉文帝刘恒,西汉开国皇帝高祖刘邦之第四子。公元前197年,在萧何等33位朝臣的举荐下,七岁的刘恒被封为代王。刘恒的母亲薄氏,终刘邦之世,一直处在“诸姬”当中,从没有升到“夫人”的行列,故此其母子才能躲过吕后的迫害,平安地活下来。公元前188年,只有22岁的汉惠帝英年早逝,吕后分立刘恭、刘弘为帝(史称西汉前、后少帝,因处在吕后专权时期,且被认为非盈帝后代,故未被正史承认)。公元前180年(吕后8年),吕后死,宫廷发生变乱,齐王兄弟兴兵伐吕,太尉周勃、丞相陈平见势亦响应,夷灭吕氏一族,史称“荡涤诸吕”。功臣派畏齐王势壮,贪代王势孤,拥立之。公元前180年,刘恒登基为帝,是为西汉史上第三位皇帝(若算上上述提到的前后少帝,则是第五位)汉文帝;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在位20xx年,享年46岁,葬于霸陵(在今陕西长安区东),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他也是《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主角。

北宋文学家吴垧《五总志》上有这样的记载:汉文帝刘恒以“履不藉以视朝”。草鞋最早的名字叫“屦”。由于草鞋材料以草与麻为主,非常经济,且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平民百姓都能自备,汉代称之为“不借”。在汉文帝时,已经有了布鞋,草鞋已经沦为贫民的穿着,而汉文帝刘恒以“履不藉以视朝”,就是说他穿着草鞋上殿办公,做了节俭的表率。不仅是草鞋,就连他的龙袍,也叫是“绨衣”,绨在当时就是一种很粗糙的色彩暗淡的丝绸。就是这样的龙袍,也一穿多年,旧了,也让皇后给他补一补,再穿。

汉文帝自己穿粗布衣服不说,后宫也是朴素服饰。当时,贵夫人们长衣拖地是很时髦的,而他为了节约布料,即使给自己最宠幸的夫人,也不准衣服长得下摆拖到地上。宫里的帐幕、帷子全没刺绣、不带花边。

古代皇帝住的宫殿,大都要修又大又漂亮的露台,好欣赏山水风光。汉文帝本来也想造一个露台,他找到了工匠,让他们算算该花多少钱。工匠们说:“不算多,一百斤金子就够了。”汉文帝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这一百斤金子合多少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工匠们粗粗地算了一下,说:“十户。”汉文帝听了,又摇头又摆手,说:“快不要造露台了,现在朝廷的钱很少,还是把这些钱省下吧。”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宫室就是宫殿建筑,苑囿就是皇家园林以及供皇室打猎游玩的场所,狗马即供皇帝娱乐使用的动物、设施等,服御即为皇帝服务的服饰车辆仪仗等。这些都是皇帝们讲排场、显威严、享乐游玩必不可少的,皇帝们大都十分重视。然而文帝当皇帝二十三年,居然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没有增添车辆仪仗,甚至连狗马都没有增添。

汉文帝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本皇帝决不当收藏家。他还能关心百姓的疾苦,刚当皇帝不久,就下令:由国家供养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要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要再发一些麻布、绸缎和丝棉,给他们做衣服。春耕时,汉文帝亲自带着大臣们下地耕种,皇后也率宫女采桑、养蚕。

在他死前,最后安排了一次节俭的活动—他的丧事。他在遗诏中痛斥了厚葬的陋俗,要求为自己从简办丧事,对待自己的归宿“霸陵”,明确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即按照山川原来的样子因地制宜,建一座简陋的坟地,不要因为给自己建墓而大兴土木,改变了山川原来的模样。”

汉文帝还主张死后把夫人以下的宫女遣送回家,让她们改嫁。

汉文帝在位期间,轻徭薄赋,甚至20xx年免收全国田赋。他还亲自耕作,做天下之表率,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政治上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政权,对外妥善处理同南越和匈奴的关系,对南越王赵佗实行安抚政策,对匈奴在实行和亲政策的同时,加强了边防的力量。匈奴曾三次侵犯汉境,汉文帝均及时派兵还击击退强敌。汉文帝废除严邢苛法,带头执行法制判决,并且知人善任,虚心纳谏,提拔重用人才,使汉朝从国家初定逐步走向繁荣昌盛,为后来汉武帝的横扫四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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