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的故事

故事是历史传承的主要途径,故事取材于历史,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关于历史的故事。

关于历史的故事1：泓水之战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后，各国诸侯顿时失去了一匡天下的领导人，成为一盘散沙。齐国因内乱而中衰，晋、秦也有各自的苦衷，暂时无力过问中原。这样，长期以来受齐桓公遏制的南方强国——楚国，就企图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

素为中原列国目为“蛮夷之邦”的楚国的北进势头，引起中原诸小国的忐忑不安，于是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凭借宋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以及领导诸侯平定齐乱的余威，出面领导诸侯抗衡楚国，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并进而伺机恢复殷商的故业。可是在当时，宋国的国力远远不逮楚国，宋襄公这种不自量力的做法，造成宋楚间矛盾的高度激化，楚国对当年的齐桓公是无可奈何的，但这时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所以它处心积虑要教训宋襄公，结果终于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

且说宋襄公专心致志争当盟主，虽然雄心勃勃，但毕竟国力有限，因此只能单纯模仿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政治号召，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藉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可是他的这套把戏，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更受到楚国君臣的算计。在盂地(今河南省睢县西北)盟会上，宋襄公拒绝事前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带兵车，以防不测的建汉，轻车简从前往，结果为“不讲信义”的楚成王手下的军队活捉了起来。

楚军押着他乘势攻打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幸亏大臣子鱼率领宋国的军民进行顽强的抵抗，才抑制了楚军的攻势，使其围攻宋都数月而未能得逞。后来，在鲁僖公的调停之下，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既痛恨楚成王的不守信义，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亲楚。他自知军力非楚国之匹，暂时不敢主动去惹犯它;而是先把矛头指向臣服于楚的郑国，决定兴师讨伐它，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挽回自己曾为楚囚俘的面子。大司马公孙固和公子目夷(宋襄化的庶兄)都认为攻打郑国会引起楚国出兵干涉，劝阻宋襄公不要伐郑。可是宋襄公却振振有词为这一行动进行辩护：“如果上天不嫌弃我，殷商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

因此，执意伐郑。郑文公闻讯宋师大举来攻，立即求救于楚。楚成王果然迅速起兵伐宋救郑。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才知道事态十分严重，不得已被迫急忙从郑国撤军。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月底，宋军返抵宋境。这时楚军犹在陈国境内向宋国挺进途中。宋襄公为阻击楚军于边境地区，屯军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等待楚军的到来。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渡到河中间时予以打击。

但是却为宋襄公所断然拒绝，从而使楚军得以全部顺利渡过泓水。楚军渡河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可是，这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弱小的宋军哪里是强大楚师的对手，一阵厮杀后，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悉为楚军所歼灭。只是在公孙固等人的拼死掩护下，宋襄公才得以突出重围，狼狈逃回宋国。泓水之战就这样以楚胜宋败降下帷幕。

泓水之战后，宋国的众多大臣都埋怨宋襄公实在糊涂。可是宋襄公本人并不服气，在那里振振有词为自己的错误指挥进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可见其执迷不悟到了极点，因而遭到公子目夷等人的严厉批评。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因腿伤过重，带着满脑子“仁义礼信”的陈旧用兵教条死去了，他的争当霸主的夙愿，也有如昙花一现似的，就此烟消云散了。

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时，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旧兵法教条，遭致悲惨的失败，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总而言之，在泓水之战中，尽管就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之利，采用“半渡而击”灵活巧妙的战法，先发制人，是有可能以少击众，打败楚军的。遗憾的是，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伤股，为天下笑。

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关于历史的故事2:城濮之战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上这方面的典型战例之一。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

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就是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的实力很强。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晋文公突然感到一丝丝害怕。他害怕楚国强大的战斗力。他想起，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洪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而自己又会怎么样呢?

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其旧地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

狐偃听出了他心里的犹豫，说：“这有什么好问的?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

晋文公又说：“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

栾枝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

晋文公又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到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啊!”

狐偃说：“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俯首认罪。”

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

就这样，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晋文公想要逃避战争的念头。

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

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援。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如不出兵驰援，则宋国力不能支，一定会降楚绝晋，损害自己称霸中原的计划;但若出兵驰援，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便将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远离本土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恐难以取胜。为此，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军撤兵。同时晋国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赠送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同曹、卫本来是结盟的，如今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拒绝齐、秦的劝解。齐、秦既接受了宋国的厚礼，这时便会抱怨楚国不听劝解，从而同晋国站在一起，出兵与楚国作战。晋文公对此计颇为赞赏，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国不给自己面子，也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秦都是当时的大国，他们放弃中立立场，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关于历史的故事3:假途灭虢

春秋初期，诸侯并立互相兼并。位处中原地带的晋国，在这场弱肉强食的大混战中不断兼并征服小国，势力迅速崛起。晋献公在位期间，又把其南面的两个小国——虢国和虞国预定为吞并的目标。

可是，晋国要顺利实现这一目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虢、虞两国虽然地狭人稀，国力弱小，但却是同姓毗邻，结有同盟。晋国同其中任何一国开启战端，都意味着要同时和两国之师相抗衡。如何拆散虢、虞两国的同盟关系，使自己避免陷于两线作战，这乃是晋国在吞并两国军事行动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终于，晋国大夫荀息想出了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即用厚礼重宝贿赂收买虞公，拆散虢、虞之间的同盟，向虞国假道攻打虢国，待虞国中计、虢国败亡后再图后举。晋献公听了荀息这一献计后，认为计谋很好，但是还存在有一定的顾虑，一是有些舍不得自己的珍宝，二是忌惮虞国那位贤臣宫之奇会揭穿晋国的用心。针对晋献公的犹豫，荀息一一予以妥善的解释，指出送珍宝给虞国，等于是将它暂时存放在那里，迟早还将收回;至于宫之奇，虽有些能耐，但他的意见虞公不一定会采纳，未足为惧。一番话打消了献公的最后顾虑，他决定依照荀息的计谋展开行动。

不久，荀息携带着良马、美玉等奇珍异宝出使虞国。到了那里后，即晋见虞公，献上珍宝，并向虞公正式提出借道攻虢的要求。虞公既贪利收下了良马、美玉，又不敢轻易开罪于晋国，于是便应允晋国军队通过虞国土地去征伐虢国，并表示愿意出兵协助晋国作战。宫之奇认为此事大为不妥，在一旁加以谏阻，但虞公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一意孤行，硬朝着晋人的圈套里钻去。

公元前658年夏，晋大夫里克、荀息统率晋国军队通过虞国的土地去攻打虢国，虞公践约派出军队同晋军会师，然后协同晋军展开军事行动。晋军在虞军的积极配合下，进展顺利，很快攻占了虢国的下阳(今山西平陆境)，一举控制了虢、虞之间的战略要地，并通过此事进一步摸清了虢、虞两国的虚实，为下一步行动创造了条件。

时隔3年，晋献公又一次向虞国提出了借道伐虢的要求。这时虞国大夫宫之奇更透彻地看清了“假道”背后所包藏的险恶用心。指出“虢国如果灭亡，虞国必然跟着完蛋”。警告虞公“晋不可启，寇不可玩”。力图以虢、虞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劝阻虞国假道于晋。可是虞公利欲熏心，根本不采纳宫之奇的建议，反而以晋为自己的同姓国，必不会害己作理由，又答应了晋国借道的要求。宫之奇见虞国灭亡近在旦夕，为避祸计，便率领族人逃离了虞国。

这次晋献公亲自统军借道虞国攻打虢国，声势远较前一次为大，可见其志在必得。晋军进展迅速，很快兵临虢都上阳(今河南陕县境)城下，加以团团围困。虢国弱小无援，数个月后即为晋军所灭，虢公丑仓皇逃奔京师(今洛阳)。晋军随即凯旋回师，行经虞地驻扎时，即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生俘虞公，轻而易举地灭亡了虞国，最终达到了吞并两国的目的。

晋军的胜利，在于它能够做到“必胜之兵必隐”这一点，以借道的假象巧妙掩盖自己各个攻灭虢、虞的真实企图。“兵不厌诈”，晋国君臣深谙此中奥秘，故能确保自己以强击弱、以大攻小战略意图的实现。在行施“借道”这一计谋过程中，晋国君臣还能针对虞公贪利爱财的弱点，诱之以利，迷惑其心智，使敌人始终由自己牵着鼻子走，无所作为。

虞国的失败，首先是国力、军力远不逮人，故成为晋国敢于觊觎的对象。其次是其最高统治者虞公昏聩庸劣，贪图眼前小利，破坏与虢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又文过饰非，拒纳谏言，终于引狼入室，自取咎殃。第三，与上两点相联系的是，虞国对晋国灭虢后的战略新动向毫无察觉，放松警惕，不作戒备，以至晋军发动突然袭击之时，无暇抵抗，束手就擒。

假道灭虢之战体现了相当丰富深刻的军事斗争艺术，因此受到历代兵家的广泛重视。着名兵书《三十六计》还曾将它立为一计，以概括军事斗争中这样一条重要规律：战争指导者有意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利用敌人贪利、畏怯等弱点，借攻击第三者为由，顺势渗透自己的势力，控制对方。一俟时机成熟，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一举消灭或制服对手，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在历史上，假道伐虢也经常为一些人所仿效，而成为强兼弱、大吞小过程中所惯用的策略手段。比如公元963年，北宋赵匡胤“假道荆湖”，袭占荆、湖，并灭南平、武平两地割据势力，就是显着一例。当然，此战中所反映的唇亡齿寒的另一层道理，也为后世弱国联合以抗击强国的斗争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迪。